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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性环境中，社会组织系统的能效性趋势是可以加以辨认的。在中国 古代史前社会，仰韶文化社会的特征应当主要表现为增效成长型，这可以从它的文化覆盖面积及其公共礼器使用方面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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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李岗文化社会，具有比较明显的增效胁迫型系统的特征。例如，河南西 水坡编号为M45 的大型男性墓葬，其中有由贝壳构筑而成的龙虎等图案，这标 志着中国古天文学有了长足的辩证发展和进步，但其中的殉葬现象却显示出它 的社会组织系统和组织主权者拥有个人的胁迫权力。造成这种文明生态的原
因有其复杂性，其中从龟灵崇拜和卜筮文化派生而来巫权和冥世信仰应当是重要原因，而冥世信仰则造成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系统结构呈现出巨大的无效产 出和内耗性。另外，它比较早地发展出父系家群组制度及其组织生产力， 一方 面使得它与仰韶文化社会含有一定的内在对抗性，另一方面又使得它拥有比较 大的文明扩张效能和前景。这既是它向黄河下游和东南黄淮平原扩张，发展成 为著名的大汶口文化的重要原因，又是它后来尤其是进入龙山文化时代，反噬于仰韶文化社会的根本所在。
红山文化及河姆渡-良渚文化社会，比较明显的文化特征就是对玉文化有 非常特别的偏好，并且在公共礼器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正因为如此，其文化 覆盖地域基本上都处于东北和东部沿海一带，同时也显现出其社会组织系统结构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增效内耗型系统。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社会将上述三种类型的文明效能系统都继承了下来， 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由于长期以来一 直未能对此进行比较明了的辨释，人们的思想意识里未免有水与泥沙俱下的混 沌，因而未能对其中的问题和危害性加以理性控制，使其成为文明成长过程中 的一种不堪其重的负担。中华文明要走出自身历史束缚，就要去除古老的重 负，而剩下的精华不仅对现实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对于世界文明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
目前，文明要素说是考古学界和文史研究界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的主 流意见。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按图索骥，寻找有关要素及相应的 时间段，就可以得出许多人都会认同的结论。它的弊端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 要特征几乎变得无足轻重，人的要素意义难以凸显出来。倘若文明研究在不自 觉中把人的要素作用和意义丢掉，这无论如何都是让人尴尬的事情。然而，无 论效果如何，它毕竟为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文 明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里借用梁启超梁任公先生在清朝末年写的一篇 文章《少年中国说》作为题目，从系统论和个人文明论的角度讨论中国古代文 明的起源，亦即具有国家意义的文明起源问题。其中的不同解释，不见得是时 下主流探讨的自然伸延，有些观点难免引起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争论，但对于中
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应当是有所助益的。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很早以前就已经进入国家社会状态。但由于 缺乏有关的理论支持，历史文献的记述也存在隐约其词、为贤者讳的问题，长期 以来产生了不少的误解，甚至是偏见。要打破成见，还得从多元辩证的角度展 开探讨，以揭示其中某些按传统习惯常常被视为不足为道甚至不足为外人道的
事实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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