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震魅力提升训练课

戎震魅力提升训练课 课程分享，网盘分享

中原地区拥有广袤的华北平原，土地非常辽阔，资源丰沛，土质肥沃，气候 温暖，非常适合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它非常明显的资源环境比较优势。同时，它 也有非常突出的劣势：矿产资源相当匮乏。食盐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就是其 中的典型。正因为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和劣势，它才获得了非同一般的甚至是 非常强大的系统的经济能效的输出输入功能，使得都城成为商业大都会。在河 南郑州发现的规模巨大的商朝都城遗址，就能让人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历史文献 所说的三千多年前的“大邑商”、“天邑商”的盛况。关于中原地区的这种商业传统和恢宏气势，司马迁有这样的记述：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 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執能之荣使。俗之渐 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纏、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 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 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 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由此观之，历史上中原地区的繁盛富足，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物产丰富，更 重要的是它的开放，以及它因此获得的强大的经济能效与能效的输出和输入功 能。倘若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要远比其他地区落后， 能够容纳多少人生存发展还是一个未知之数。实际上，正是它明显的优势和劣 势，使得它非常便于控制。这样，历代帝王逐鹿中原，许多朝代都建都于此，当 然是看重它的地理位置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它非常突出的优势和劣势所形成的 强大的经济能效的输出和输入功能，它拥有幅度宽广的福利和利益边界的交集，形成巨大的集聚和辐射效应，各种信息流动也是如此。

中原地区拥有这样独特的系统优势，不仅会给某些善于思考的人带来机 会，思考如何对它加以控制，而且控制的同时也会引来反控制，从而引发你来我 往、继往开来的中原逐鹿。那么,如何逐鹿?历史上，逐鹿其实就是每逢末世， 当权者自身的行为引发民众和社会的诸多不满，自身的社会文明综合服务能力 逐渐衰老和失势，有人便会组织起来应对各种变化。随着势力和号召力的增 大，组织的主权者便拥有了与当权者相当甚至更大的势力。 一旦组织的主权者 战胜了对手，他的组织就会成为拥有巨大的公共暴力潜能的垄断者，进而上升 成为国家和政府组织，担当起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和公共秩序供给的代理者。黄 帝之前尚未有这样的历史记载，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国家社会和国家政权生成模式应当始于黄帝。

根据考古发现，与此有相应时空呼应关系的是，距今5000 年左右，黄河中 下游地区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突然崛起了以夯土建筑而成的城堡群， 一时间出现 了以此为依托的邦国社会盛况。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社会组织系统效能和组 织生产力的提升，应当还与当时的社会组织系统结构从母系家群组制度向父系家群组制度的巨大转型存在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从黄帝开始建立国家组织、国家政权和国家社会，这是分歧 不太大的历史共识。它的基本标志就是在原来的共主社会和文化共同体的基 础上建立了对公共暴力潜能的垄断。对此，孔子有这样的见解：“天下有道，则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②这样，中国古代社会可谓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过去完全割裂，而是既有继承又 有发展的历史辩证关系。这一点在大农政治的继承上有相当明显的信息，并表现为天文历算的辩证发展、创新和蜕变以及政治文明传统的形成。如：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鸩先 溴。物乃岁具，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 二月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 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于冬；月归于东，起 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王者易姓受命， 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 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少睥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 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 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 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 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①

上述关于天文历算的辩证发展、创新及政治文明传统的形成的记录，很好 地说明了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大农政治的具体运作、社会文明能效的变化及政治 文明传统的形成，其间也凸显了黄帝的个人文明效能的输入与其社会价值存在，以及他在中国古代天文历算史的辩证发展和创新方面的历史地位。

黄帝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就在于，他不仅建立了对公共暴力 潜能进行垄断的国家权力，同时还继承和发展了原有的大农政治，使得社会组 织系统结构的文明效能和文明能效都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说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文明效能要素是非常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变革还要达到“文明以悦”的文明能效或效果。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有  效组织结构的创建、必要的职业分工以及社会组织系统的有效协调。关于这一  点，司马迁有这样的记述：“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  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 其结果是，史称“黄帝三百年”。实际上这是对其个人文明比较突出的优势和影响的总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