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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原生性含义就不仅含有自身是社会存在的公共最适 度的国度,同时还含有各邦国之间实现社会公共最适度,以及国家社会系统结 构的辩证和谐的基础与制度保障的思想与文化意涵,是中国古代国家社会和国 家文明的基本价值理性和价值要素,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一贯文明诉求和中 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支柱。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 生命力和韧性所在,数千年来维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在中国古代 社会的政治文明、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另一 方面,由于中国共识一直未能被简洁明了地阐释出来,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文 化共识、社会共识、文明共识,故而一直未能尽其最大可能地发挥其社会文明的 效能与能效的作用,中国古代文明也因此不时出现成长过程的中断甚至是蜕 变,未能按自身的文化与文明的内在逻辑不断向前辩证发展和提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古语云:“国于天下,有与立焉。”②意思就是一个国家立足或建立于世间, 必然有相应的基础和支撑。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共识——社会存在的 公共最适度——含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和人文内涵,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 社会乃至人与环境系统之间辩证和谐的高度抽象,可谓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 髓所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理性和文明特质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与数千年连绵不断、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文明史,皆植根于此。 纵观古代世界文明史,有这种文化内涵和价值理性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系统,可 谓绝无仅有。而中华古文明的独特性、温润与厚重及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 绝非缘于好运气或偶然性的结果,而是因为有着深邃而独特的文明养分的
滋养。
自古以来,人类不能没有社会,社会不能没有文明。作为一种值得和需要人们永无止境去努力争取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存在, 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公共最适度的价值理性, 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成长历程而且历久弥新的社会历史经 验,中国共识不会因时间和时代的变化而失去其意义。它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 文明仍然具有普世的价值,值得人们重视与借鉴。至于如何去实现社会存在的 公共最适度,各个时代和历史时期都有自己新的要求、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大 体上而言,不外乎多元辩证与和谐而已。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倡导与信奉的道德 主义信仰,以百姓安居乐业为核心的公共政治价值取向,孝、悌、仁、义、礼、智、 信、廉、耻等诸如此类的价值理性和社会道德文明,实际上就是其内在的多元辩 证的具体反映。正因为如此,历史上,道家倡导的唯道主义哲学,孔孟儒家倡导 的仁义主义哲学,法家倡导的法、术、势的君主集权和富国强兵哲学,实际上都有 共同的核心价值理性,亦即中国共识。它们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并且在社会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中华文明则由此高歌前行。
这还说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都有自己的文明梦想, 一直都在传递着 自己的文明梦想。这个文明梦想可以概括地诠释为:中国共识——社会存在的 公共最适度。当今的中国有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标杆,自然也包 含这个古老的梦想。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中华文明的传人,都是中国人,并因此而自豪。美哉,中国!善哉,中华!
自古以来,黄帝就被尊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但许多关于黄帝的历史之 谜一直缺乏一个能够自行说明问题的解释。例如,距今5000年左右,黄帝如何 能够建立影响力如此巨大的国家政权?即使有历史传说和广泛的区域调查作 支撑,但它的作用机制是怎样形成的?在中华文明史上它曾经怎样促进中国古
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演进?这确实是一个几千年来都让人不得其解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是做过许多工作和努力的。例如《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述: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 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 《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 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 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既然如此,那么司马迁在此之前所作的记述显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既有 历史典籍文献为参考,又有个人的实地调查。而黄帝活动范围之廣,可谓遍及
中国史前各个著名的考古文化学区系。如: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 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 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 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 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 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 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 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 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上述文献有几个方面涉及在什么机制下可以获得内在的统一性的问题:
1. “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2.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
3. “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4. “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著者经过多年思考,认为黄帝的上述活动只能在一个拥有巨大的公共暴力 潜能以及幅度与之相应的组织系统结构下才能实现其权力效能。那么,没有赋 税制度的支持,什么组织系统结构可以实现其权力效能呢?有独特垄断性的商 业网络,应当可以使得上述各种活动得到其机制下的内在统一性。就是说,如 果黄帝建立了一个遍布上述活动范围的组织系统结构,有恰当的可以加以垄断 经营的商品,再加上鉅大的公共暴力潜能的辅助,上述各种活动不仅可能,而且 还有它的必要性。所不同的是,这样的组织系统结构及其综合效能不是人们熟悉的一般商业贸易组织系统结构,而是具有公共政治职能和权力行使权的国家组织系统结构。换言之,如果把中国第一个国家组织和政权,看作是一个建立 在相应范围内的官营商业贸易组织系统结构之上的权力架构,国家和政府的基 本效能是可以得到实现的。它的最高统治者就是组建该组织系统结构的组织主权者。
海上考古业已证实,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良渚文化区系与东北红山文 化区系很早以前就有了海上贸易往来。这说明,把中国史前社会视为封闭落后 的氏族社会,与事实相去甚远。同样,完全可以说,在黄帝之前,已经存在氏族 之间的范围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和贸易往来。其中最具垄断性的商品就是产 自新疆和田的玉石,否则就难以解释5000年前,中国各个主要考古学文化区系 所使用的和田玉从何而来。实际上,正是这样的玉文化偏好与史前的大农政治 的相互作用,使得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在5000年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共同文化 信仰的文化福利共同体。邦国社会之间有许多文化福利交织在一起,它们不仅 不封闭,而且文化交往和贸易往来非常密切。同样重要的是,玉器制作技术与 当时的石器工具的制作具有共生性的特征。玉器制作技术的辩证发展与进步, 对于促进工具制作技术的辩证发展与进步是大有裨益的。所以,玉文化的发展 在某种层面和意义上还促进了不同邦国社会的生产技术进步,持续地发挥着优 化社会环境系统结构的文化与文明的效能与能效的作用,并使得相互间虽然有 资源环境制约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但没有出现太大的发展不平衡。这是中国古 代早期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古代玉文化有“玉有义”之说,前面的解释未尝不是其中的重要意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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