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关系幸福密码课 常军

常军家庭关系心理学课程  课程分享，网盘分享

历史上，个人文明在社会化和国家化过程中非常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的 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家或政府组织文明的成长中断或者蜕变。国家和政府组 织的主权者对权力使用有不少可上下其手的操作空间，使得公权力可以用于个人小文明意识偏好的满足。

例如，前文所说的大禹，就有学者认为，他的继任者益未能真正继位， 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尽早起用益，为他树立声望和威信，故而大禹去世后， 益的声望和威信不足，导致诸侯竞相朝拜大禹之子夏后启。这种观点当然有自  己的说服力。如果再长远一点看，在没有比较好的体制机制约束下，这种事情  即使不发生在益的身上，也会发生在别的人身上。对此，历史上有这样的观点：“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中国古代社会在国生活中是比较排斥暴力的，但暴力作为社会系统 结构的一种结构性要素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人低估过。在特别情况下，它还是 统治者树立个人政治权威的重要手段。如：“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 至，禹杀而戮之。”③这一点正是古代王权政治和王权文明得以成立的重要基 础。孔孟儒家不张扬暴力，根本就在于认为国家政治和国家文明有更好的选 择，这就是道德主义政治。他们认为，公共暴力潜能的使用，更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话说回来，客观地看，帝舜时在组 织系统效能的构建上已经使得国家组织文明和国家权力的转移可以向君主世 袭制转变。在这样的组织框架下，即使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才干很平庸，政府也 能够照常运转。能否说帝舜对此早有预谋呢?显然不能。所以，早期国家或政 府权力的世袭化转变，与当时社会所处的发展水平有更密切的关系。进一步

说，只要体制机制不健全，只要政治文明水平还比较低权者有自身的小文明意识偏好，这种结果迟早会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说，体制 机制的健全与完善是国家政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指标，对于确保政治文明 持续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只要体制机制不完善，任何统治者的贤明 有为都只能是短暂的、缺乏制度保证的，国家和社会文明难免会出现成长的中

断甚至是蜕变。

夏朝的国家政治文明周期到夏后桀时结束， 一方面有夏后桀自身个人文明 不足以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他有更为强大的竞争对 手——商朝的缔造者商汤。商汤之时，商族人发展出了第二代井田制，在社会 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文明效能和能效上皆优于第一代井田制，使商族人的邦国 实力大增，为商汤取夏后桀而代之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保障，实际上也是商 汤提高个人文明的声望和信誉的根本基础。所以，当夏后桀内外交困之时，商 汤一举消灭了夏后桀的邦国，成为国家组织的最高主权者，建立了商朝的国家

政权。

商汤的国家政治文明纲领及其政治价值理性既有惠民的一面，又有打击各 邦国统治者不顾民众基本生活福利保障的一面。例如，在《史记·殷本纪》中

就有商汤的“敬命”思想及其约法的记载：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 民知治不。 ……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汤)既绌夏命，还毫，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 侯群后曰：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 ……不

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

毫无疑问，商汤是一位贤能有为的帝王。贵族民主政治维系了商朝六百年 左右的政治文明周期。但由于缺乏比较可靠的体制机制保障，商朝的国家政治 文明几经起落，最后还逐渐陷入越来越专制的境地，表现为最高统治者只信用 佞人，造成政府组织架构和组织文明的功能失效。商朝的末代君主商纣王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商纣王的命运与夏后桀的命运几乎如出一 辙。商纣王执政时暴虐无道，最终被实力逐渐强大的周武王所灭。巧合的是， 周族人在其先公公刘时发展出了第三代井田制，相比之下，其社会文明效能和 能效都比第二代井田制更胜一筹。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商朝统治者与周国统治

者还有不少的爱恨情仇。于是，周武王乘商纣王内外交困之机，率领西部地区的众多邦国一举把商朝政权推翻，建立了周朝国家政权。

从生产系统的组织生产力结构来看，第一代、第二代井田制的自组织效能 比较高。由于第三代井田制的公田处于设置中间，需要耕作井田的农户提供劳 务来进行大田作业，公田生产基本上还是一种氏族集体生产方式，是一种生产 的共组织结构。由于生产监督难度大，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些可预见的组织系统 能效问题，例如大规模集体行动存在的“窝工”问题，在西周周宣王之时已经出 现了危机。而此前周厉王在位时，“学专利。 ……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 虐侈傲，国人谤王”①,应当是对周朝井田制系统结构的公田生产能效问题的一

种反应。春秋时，不少公田处于丢荒和荒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