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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究现象学素养之根本,其实是一种将思想目光转向到对自身生命史的关 注和梳理的能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永远是以自身的生命史为根基,只能通过 “重组过去”以来“把握当下”。由此也才使得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能够感同身受、推己及人,从而能够把握到一个有“人”在参与其中的“当下”。我们在这里生造一个“现象学素养”的新概念,有着非常深刻的用意。关系 观能否成为一种自成一体的世界观,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关系观的内容逻辑。如
果内容逻辑存在,那么其必然会是人的认知能力之一面,因而会是人的理性素质之一面,就会要在人的素质中有所表现。因此,在我们的观念体系中确立起现象 学素养的观念,对于确立关系观及其内容逻辑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可以说,正 是因为缺失了这个观念,才使得关系观及其内容逻辑没有现实载体而漂浮不定, 也就似乎底气不足而名不正言不顺,才纵容了“形式逻辑中心论”的肆虐。 一旦 我们确立了现象学素养的观念,就为内容逻辑夯实了其应有的认识论基础,就可 以使得佛学与科学平起平坐,使得内容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肩而立。而这又是辩证逻辑赖以确立的前提。
就如科学素质乃是知性的形式逻辑的认识论基础一样,现象学素养乃是悟 性的内容逻辑的认识论基础。如果没有人的科学素质,就不可能展开形式逻辑 的分析思辨;如果没有人的现象学素养,就不可能进行内容逻辑的直观体验。我 们之所以能够进行“量演算”的演绎推理,或者“质定位”的归纳推理,是因为我
们的理性素质中原就具备,分别与之相对应的科学素质与现象学素养这两面。
有没有内容逻辑的问题,其实所问的就是悟性有没有规律的问题。从认识 论来看,就是关于悟性的规律能否被认识和如何被认识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
的理性能力中有没有现象学素养这一面的问题。
在人类文明史上,尽管不曾有人明确提出现象学素养这个概念,但与之有关 的探讨从未间断。几乎整个印度传统就都是在教导我们,不能一味地只朝外看, 而是要把思想的目光转内,转向到对内在的意义体验的关注,从而将外界知识与 自身生命史关联起来,立足于自身的意义体验来理解知识。在西方当代的现象 学那里,以及在中华传统的道家那里,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告诫。实质都是要我 们增进对自身意义世界的了解,以便提升我们的现象学素养,从而可以获得更高等级的悟性能力。
当代新儒熊十力在晚年时曾提出过“思修交尽,二智圆融”的观点。他明确 主张:“余常以哲学为思修交尽之学”,“其功夫要在思修交尽”。我们知道,熊十 力所走的依然是“援佛入儒”的路子,故而在其代表作《新唯识论》的早期版本 中,曾一度为强调“修”而与“思”对立起来,对“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如在 1947年语体本中就写道:“今世之为玄学者,全不于性智上着涵养功夫,唯凭量 智来猜度本体。”“所以量智,只是一种向外求理的工具。这个工具,若仅用在日 常生活的宇宙,即物理的世界之内,当然不能谓之不当,但若不慎用之,而欲解决
形而上的问题时,也用他作工具,而把本体当作外在的境物以推求之,那就大错特错了。”但在后来,在壬辰删定本《明宗》章最后一节中则改说:“专尚思辨者, 可以睿理智,而以缺乏修为故,则理智终离其本,无可语上达。专重修为者,可以 养性智,而以不务思辨故,则性智将遗其用,无可成全德也。是故思修交尽,二智 圆融,而后为至人之学。”可见,在熊氏那里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求索的过程。显 然,其晚年所谓的“思修交尽”,其实就是本书所说的形式逻辑与内容逻辑的二 重性,就是人的素质中的科学素质与现象学素养的二重性。这种将理性看作是 知性与悟性两面兼具的逻辑思想,也就是基于二重性原则的真正的辩证逻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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