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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最早在中国流行。作为中华文明总源头的《易经》,便是人类最古老 的辩证观经典，其“易”字本身即已鲜明地表明了中华文明的辩证观立场。孔子 所开创的儒学正是对《易经》中的辩证法精神的继承和光大，并成为中华文明的 主流传统。儒家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正统，不是因为被常说成的那样仅仅是 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是因为儒家所传承的是辩证观道统。在一个以辩证观为主 流的文明那里，无论是否统治阶级，都毫无例外地会要遵循这个道统。可以说， 中国是一个辩证逻辑的国度。正是辩证逻辑的命运兴衰，连同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兴衰。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将来还会如此。

中华文明的基点，既不同于西方的以“有”立论，也不同于印度的以“无”立  论，而是以“易”立论。这实际上是文明的逻辑立场一开始就已不同，西印两家 都是假定了实体与关系的截然划分和断然归结，只不过所归结的方向相反，而中  华文明则不承认这样的截然划分和断然归结，因而须得兼顾既分又不分，以及两  个方向的归结。因此，在中华传统中，最一贯、最念念不忘的是通过对“一两”的  “中和”来实现“生生不息”。这是一种典型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兼两”的辩  证思维， 一幅气化论的谱系式的世界图景， 一种谋求格局稳健以便可以利生的唯  生论的自然观。中华历代的各家各派，虽然具体观点可能迥异，且亦纷争不已， 但都不曾脱离也脱离不了这种辩证思维的主线，只是所论角度不同，展开水平不

同，立场倾向或者说立场纯正程度不同而已。

儒家最本质最核心的思想可归结为“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或者说中庸原 则。在儒学思维方式所体现的逻辑学那里，其逻辑学体系的六个要素，即立场、 主题、论题、范畴论、推理形式和思维规律，无不体现出对中庸原则的贯彻。儒学  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形态，都不过是在其所处历史阶段所能达到的境界水平上对

“一物两体”的“气”进行“再展开”,从《易经》的“刚柔”,到先秦的“阴阳”,再到宋明的“幽明”,直到当代新儒熊十力的“翕辟”。即便是在已然被异化扭曲、被  极度实体观化了的毛泽东矛盾论那里，其核心范畴“矛盾”也依然有着“一物两  体”的含义。此中，刚柔、阴阳、幽明和翕辟四者， 一方面都是要表达“一物两体” 的二重性的两面的意思，另方面，四者构成历史性地演化着的依次反身重构的层序列。

历代儒家对中庸的论述和强调可谓不绝于耳，我们也就不打算在此进行列 举。总体上，传统儒家对中庸的论述可以归结为富有代表性的三个阶段形态，即 《易经》时代的“时中”、孔子时代的“中庸”和朱熹时代的“中和”,三者依次构成 一个反身重构的形态序列。余者只是需要去进一步找到其所应有的第四个阶段 形态，也就是中庸的现代形态，或者说再次将“中和”反身重构之后所对应的形 态。我们姑且将其命名为“中重”。所谓“重”,也就是“二重性”之中的那个“重”,表示以二重性原则来解“中”的意思。

对中庸的最古老、最通行、最规范的表述应是“执两用中”。如：《尚书·大 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孔子《论语·尧曰》:“天之 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子思《中庸》第六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里就 会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必须进一步指明中庸所执之“两”究竟是指什 么。是二重性的两面?还是二元性的两元?或者二层性的两层?如果不能进一 步给出这种明确界定和严格辨析，那么这个“两”就很有可能会是“两面”、“两 元”和“两层”三者的混合体。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因着历史条件的局限，传统 儒家一直未能给出这种界定和辨析，也就注定了不能走向成熟，注定了缺乏严格的操作性。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就能发现中庸所执之“两”只可能是指二重性的两面， 而不可能是两元或者两层。前者意味着“一而二，二而一”地“兼两”,意味着形  式与内容两面相匹配、相适应，意味着实事求是地按规律办事。中庸如果是取的 这个意思，其合理性就是不容置疑的，就既可包含后两者的合理部分，又能避免  后两者可能出现的不合理部分。后两者则都带有片面性，都是逻辑上不严密的， 都只是片面地表达了规律的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也就都有可能导致误解和引 向歧途。最典型的一种误导就是，很容易将我们引向庸俗的无原则的“折中主  义”。我们知道，孔子是反对折中主义的，他曾明确表示极度鄙视那些搞折中主义的人，并贬称为“乡愿”。他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①

汇总起来，孔子曾对中庸做过三个解释：1.指“执两用中”。见于《中庸》: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2.指“时中”。见于《中庸》:“君子之  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3.指“过犹不及”。见于  《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  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不难看出，孔子的这三个解释都有一个相同的  意思，那就是最高的原则应是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相适应、相匹配的原则。可见，  孔子所理解的中庸实际上是指二重性，中庸所执之“两”正是指二重性的“两重” 或“两面”。遗憾的是，以孔子所处的时代，他不可能给我们做出这种指明和辨析，也就遗留了可能会要引发误解的漏洞。

南宋叶适对中庸的理解就比较到位，他说：“中庸者，所以济物之两而明道  之一者也。”②“道原于一而成于两，古之言道者必以两。凡物之形，阴阳、刚柔、 逆顺、向背、奇偶、离合、经纬、纪纲皆两也。夫岂惟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 非一也。 一物无不然，而况万物?万物皆然，而况其相禅之无穷者乎!”③而朱熹  对中庸的理解就明显带有二元折中的意思，他说：“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

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④

如果我们严格按照二重性原则来理解中庸，那么“执两用中”这个经典表述 就意味着，不仅所执之“两”是二重性的两面，而且“执两用中”这个表述本身就 是二重性的“执两”与“用中”两面。“执两用中”这个表述含着三个角度的意思： 就“体”言，是“一物两体”或者说“一体两面”;就“用”言，是“一体二用”、“二用 相重”;就“体用”言，是“体用不二”。在这三个意思那里，都是指“一而二，二而 一”地同步发生，绝非有一个先后或者轻重主次。所以，中庸所执之“两”是指 “两面”,万物原就有实体与关系的“两面”,只因说的角度不同而又有“两”和“一”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