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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具有纵横两个向度，并分别表现为发展高度与逻辑立场两个基本尺度。故而，文明比较研究理应采用两个向度的逻辑框架，重点进行立场对比和高度对比。
如果没有明确并自觉采用两个向度的逻辑框架，那么很可能在对比研究中 就不能严格区分并辨析参比诸方在两个向度上所分别存在的差异，就很可能是 混淆在一起，甚至是以立场差异来取代高度差异，或者相反。譬如，“西方中心 论”的逻辑实质，就是典型的片面强调高度差异，而忽视甚至取消立场差异。而 那些主张复古的保守派，实质往往是通过强调立场上的合理性来掩盖高度上的不足。
在文明比较研究中，学界一般采用的是所谓“中西之别”与“古今之异”,以 及“民族性”与“时代性”等比较形象的说法。究其实质，应该进一步明确为两个 向度的逻辑框架。即：“中西之别”或者“民族性”是指立场上的差异，而“古今之异”或者“时代性”是指高度上的差异。凡比较研究，显然会要涉及两家或两家以上。那么,究竟是几家对比才是合适的对比模式呢?
二重论认为，既然人类文明有且仅有三大基本逻辑立场及其传统，那么“三 家模式”就是逻辑上最为合理的对比模式，就应被看作是对比研究的标准模式。 因为，唯有“三家模式”才能确保在对比过程中，参与对比的各家都能摆正各自 的立场位置，确保不走样、不被歪曲和误解。虽然在具体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可 以选取不同的角度，可以任意增减参与对比的家数，但在原则上应以“三家模
式”为基础，应被看作只是对“三家模式”的灵活变通。
“三家模式”作为对比研究的标准模式，具体有两点要求：其一，参与对比的 家数应是三家，而非两家，亦非更多；其二，参与对比的三家应是分别对应三大逻 辑立场的特定类型的三家，而非任意类型的三家。据此可知，前人所做过的很多对比研究都是成问题的，都因其对比模式不合理而一开始就注定了结论不正确。
国内学界一般习惯采用“两家模式”来进行文明对比研究，如“中西”对比、 或者“东西”对比。这也是自五四以来最典型、最常见的对比模式。“中西”对比 的“两家模式”,必然不能摆正中西各自的立场位置，极易导致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并各执一端。“东西”对比的“两家模式”,不仅不能摆正东西各自的立场位
置，而且其中的“东”一般是把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算作一起，也就不能辨别印 中各自的特质，而往往是混淆在一起，造成种种误解。可以说，在五四初期陈独 秀、李大钊等人所做过的那些有名的、影响巨大的、流传甚广而又贻害至今的对 比研究，就都是采用“两家模式”,或者“中西”,或者“东西”,其结论的合理性也 就可想而知。其后果就是导致中与西、古与今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也就必然导致 保守派与激进派无法达成共识，导致改良失去现实土壤，最终只能被动地因应着国际、国内局势的演变而被迫走上激进的道路。
我们生逢一个“西方中心论”正在泛滥成灾因而必然盛极而衰的时代。西 方世界将其“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不惜以武力护航向全 球推进，犹如一千年前的十字军东征。只不过：剑已不是当年那剑，因为今日西 方已获得了发展高度上的优势，而不像当年落后的西方仰望和垂涎东方的富足；头顶上举着的也已不是当年那十字架，而是所谓“普世价值”。
那么,西方价值能在何种意义上算是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能 在何等程度上成为人类历史共同的归宿?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在“西方模 式”之外是否还可以存在“中国模式”或者“印度模式”?这是人类今天不得不严 肃面对并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关系着全人类的未来和福祉。这就需要我 们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对话，进行更为深入的文化比较研究，以此看清西印中三大 传统各自的特质、利弊和来龙去脉。根本的，我们需要首先探索并找到能够真正
通过运用格局分析法对人类文明史进行梳理，我们将会看到，不管历史风云 如何变幻，人类文明的三大传统以及各自内部的三大阵营，都曾通过自身的反身 重构而一再地实现每个历史阶段的“现代化”,从而得以流传至今。这也就表 明，西方今日的优势只是发展高度上的、相对的、暂时的现实优势，而非立场上 的、绝对的、永久的逻辑优势。印中两家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
通过自身的再次反身重构来实现今天这个历史阶段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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