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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模式”依然是今天中国学界所流行的对比研究模式，也就依然是二元 对立的思想局面， 一边是盲目乐观、随意比附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边则是“全盘 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此种思想局面，必然化解不了“特色论”与“普世论”、 “国粹派”与“西化派”、“极左”与“极右”等的对立，不能主动引领中国社会走上 理性的改良的现代化道路，也就只能是继续被动因应国际、国内局势的演变而摇摆不定。

如果我们将比较研究中常用的“两家模式”改用“三家模式”,就能发现并纠 正因比较方法不当而造成的种种误解，从而还原各自的本来面目，真正看清各自 的特质。例如：在“两家模式”下，最常见的一个观点是说中华传统，或者包括印 中在内的东方传统，是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以相对于西方的总体论(即还原论)。 如果我们改用“三家模式”就能看到，其实只有印度才是真正的整体观，而中华 则是辩证观。说具体点，我们一般所讲的所谓“整体性”,其实混杂了两个意思： 一是严格意义上的关系构造的整体，与分析性的总体相对；二是相对于只顾实体 一面或者关系一面的片面性而言的，指兼顾两面，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辩证观而不 是整体观。此中，第一个意思是印度传统的特质，第二个意思才是中华传统的特 质。又如，相对于西方的“契约社会”,如果采用“中西”“两家模式”,往往就把中 华摆到了西方的对立面，就会轻易断言中华是“身份社会”。但若采取“三家模 式”就能看到，印度的“种姓制度”那才叫真正的“身份社会”,而中华其实是“契 约”与“身份”两面兼顾的、“尊尊亲亲”的谱系式社会。可见，把印度和中华两大 传统简单化地归为一类，是文明比较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必然导致不能 严格区分关系观与辩证观的严重后果，也就无法摆正西印中三家各自的立场位 置。所以，我们在进行文明比较研究中，西印中三家中无论是哪两家对比，都需要把第三家一起拉上作陪，方能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

人类文明具有纵横两个向度，并分别表现为发展高度与逻辑立场两个基本尺度。故而，文明比较研究理应采用两个向度的逻辑框架，重点进行立场对比和高度对比。

如果没有明确并自觉采用两个向度的逻辑框架，那么很可能在对比研究中 就不能严格区分并辨析参比诸方在两个向度上所分别存在的差异，就很可能是 混淆在一起，甚至是以立场差异来取代高度差异，或者相反。譬如，“西方中心 论”的逻辑实质，就是典型的片面强调高度差异，而忽视甚至取消立场差异。而 那些主张复古的保守派，实质往往是通过强调立场上的合理性来掩盖高度上的不足。

在文明比较研究中，学界一般采用的是所谓“中西之别”与“古今之异”,以 及“民族性”与“时代性”等比较形象的说法。究其实质，应该进一步明确为两个 向度的逻辑框架。即：“中西之别”或者“民族性”是指立场上的差异，而“古今之异”或者“时代性”是指高度上的差异。凡比较研究，显然会要涉及两家或两家以上。那么,究竟是几家对比才是合适的对比模式呢?

二重论认为，既然人类文明有且仅有三大基本逻辑立场及其传统，那么“三 家模式”就是逻辑上最为合理的对比模式，就应被看作是对比研究的标准模式。 因为，唯有“三家模式”才能确保在对比过程中，参与对比的各家都能摆正各自 的立场位置，确保不走样、不被歪曲和误解。虽然在具体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可  以选取不同的角度，可以任意增减参与对比的家数，但在原则上应以“三家模

式”为基础，应被看作只是对“三家模式”的灵活变通。

“三家模式”作为对比研究的标准模式，具体有两点要求：其一，参与对比的 家数应是三家，而非两家，亦非更多；其二，参与对比的三家应是分别对应三大逻 辑立场的特定类型的三家，而非任意类型的三家。据此可知，前人所做过的很多对比研究都是成问题的，都因其对比模式不合理而一开始就注定了结论不正确。

国内学界一般习惯采用“两家模式”来进行文明对比研究，如“中西”对比、 或者“东西”对比。这也是自五四以来最典型、最常见的对比模式。“中西”对比  的“两家模式”,必然不能摆正中西各自的立场位置，极易导致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并各执一端。“东西”对比的“两家模式”,不仅不能摆正东西各自的立场位

置，而且其中的“东”一般是把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算作一起，也就不能辨别印 中各自的特质，而往往是混淆在一起，造成种种误解。可以说，在五四初期陈独 秀、李大钊等人所做过的那些有名的、影响巨大的、流传甚广而又贻害至今的对 比研究，就都是采用“两家模式”,或者“中西”,或者“东西”,其结论的合理性也 就可想而知。其后果就是导致中与西、古与今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也就必然导致 保守派与激进派无法达成共识，导致改良失去现实土壤，最终只能被动地因应着国际、国内局势的演变而被迫走上激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