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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文化比较研究中，普遍因为比较方法不当而导致了最常见的三类  典型错误： 一是混淆立场与高度，导致出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僵硬对立。 具体又分为三种情况：或者潜在设定“西方中心论”,而以高度取代立场；或者在  批判西方实体观立场的片面性时，仅仅着眼于自身立场上的合理性而忽视自身  高度上的不足，以致表现出复古主义的倾向；或者混杂不清，不知所以。二是没  有自觉以“三家、三层模式”为标准模式，往往简单化地采用“中西”或者“东西” 的“两家模式”,以及“传统—现代”的“两层模式”,也就注定了摆不正各家的立  场位置，看不到各家的演化序列，导致种种混淆和对立。三是未能以逻辑研究为  重点，也就不能深入解析各自的立场与高度，不能准确提炼出各自的特质，不能精确定位各自的高度。

可见，我们现有的比较研究普遍都是不严格甚至错误的，以致我们对人类文 明的认知充满着种种误解和偏见。其中，最大的一个偏见就是“西方中心论”, 并把所有非西方的文明类型都摆到对立面，都以当代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和取舍。

其后果必然是各大文明传统都将迷失自我，而致冲突不断，曲折不已。关于中华传统，学界就一直流行着众多似是而非的说法，诸如：整体的、直觉的、实用的、模糊的、经验的、守旧的、笼统的、玄虚的、静的、伦理的，等等，甚者还 宣称中华传统中没有逻辑、没有科学、没有哲学、没有宗教，等等。这一系列谬 见，其实都是源于比较方法的不当。或者混淆了立场与高度；或者没有区分印中 两家；或者高度定位不当，将中华的早期阶段形态与西方的现代阶段形态进行横 向对比，而不是纵向的基于演化性序列的对比；或者解析不到位，提炼和归结得 不伦不类。正是因为这一系列谬见，导致了自五四以来的对中华传统的“全盘丑化”和过激反叛。

对于五四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所做过的“中西”或者“东西”比较，李 大钊曾将“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点归结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他 有一段有名的总结：“一为自然的， 一为人为的； 一为安息的， 一为战争的； 一为 消极的， 一为积极的； 一为依赖的， 一为独立的； 一为苟安的， 一为突进的； 一为因 袭的， 一为创造的； 一为保守的， 一为进步的； 一为直觉的， 一为理智的； 一为空想 的， 一为体验的； 一为艺术的， 一为科学的； 一为精神的， 一为物质的； 一为灵的， 一为肉的； 一为向天的， 一为立地的； 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 一为人间征服自然 的。”①对此，当代新儒的开创者梁漱溟曾评价道：“我们统观他的说法，是一种平 列的开示，不是一种因果相属的讲明。有显豁的指点，没有深刻的探讨。这人可 以证出‘动的文明’的说法，不克当我们所求西方种种精神的共同源泉之任。李  君列举那些异点前七样可以说是出于‘动’的精神，若如直觉与理智，空想与体 验，艺术与科学，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向天与立地，似很难以‘动

所以，以我们现在的看法，李大钊的那一系列总结，以及所谓“主静”与“主 动”的归结，甚至可以说没有一句是对的。譬如说，其所谓“主静”与“主动”的说 法，就只是非常表面的笼统的说法， 一旦进行深入的逻辑解析，就会不再成立。 从逻辑上看，所谓动静，应该区分量变与质变。西方的所谓“主动”,其实只是 “量变”而非“质变”,是横向征服而非纵向进取；若以西方的“量变”为衡量动静  的标准，印度文明自然是“主静”,但其实，印度文明所着力的地方是“质变”,是  层次境界上的提升，是纵向进取而非横向征服；中华文明则是“兼两”,兼顾量变  与质变两面，若以西方为标准且将印中混淆起来，自然中华就因兼顾了质变的一  面而被摆到了西方的对立面，就会被说成是“主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  我们想要按照中华传统的话语方式，来分别给西印中三家的文明特质定性的话， 那么结论很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西方本质上是“阴性”文明，印度是“阳性”文明，中华则是“中性”文明。

人面临自然、他人和自己三种冲突。休斯顿·史密斯继承了这 一说法，并进一步指出：“这三种冲突大致上相当于人类的自然问题、社会问题 和心理问题。留存至今的伟大文化传统也有三种——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 方文化。如果我们考虑到每一种传统侧重于一个人类的基本问题，那么这有助 于我们理解与阐明这三大传统的无与伦比的实质。 一般来说，西方侧重于自然问题，中国侧重于社会问题，印度侧重于心理问题。”

在今天的学界，对人类文明类型的划分和各自特质的归结，罗素和休斯顿 · 史密斯的这个说法应该是最为到位的了。但其实，这样的说法也仍然只是表面 的，依然没有深入到逻辑研究，也就不得要领且似是而非。事实上，每种文明传 统都必然会要涉及自然、社会和心理等诸领域，而不存在所谓侧重点。真正的不 同点，或者说之所以会在表面上显得有所侧重，在于各自有着不同的逻辑立场， 因着立场及其世界图景的不同，而对每一个领域都做了各自不同的理解，并表现 出各自的强项和弱项，以及得失利弊。对西方人而言，不是不重社会和心理，而 是因着其实体观的逻辑立场和组成论的世界图景，也就必然会把社会问题和心 理问题都当作自然问题去处理；对印度人而言，因着其关系观的逻辑立场和缘起 论的世界图景，也就会把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当作心理问题去处理；对中国人 而言，因着其辩证观立场和气化论的世界图景，必然会是一种唯生论的自然观， 会认为万物有生，因而一切问题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历史问题和伦理问题，表面上看也就表现为所谓的社会问题。质言之，不是研究对象不同，而是研究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