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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于形式逻辑的西方传统，实际上是假定了“实体第一性、关系第二性”, 关系被当作实体的属性而被归结掉，从而原本二重性的世界被片面化为单一层 面上的实体粒子的组合样式，认识世界也就仅仅是对“结构单元”的集合做“量
演算”,即分析思辨。表现在逻辑学上就是形式逻辑，通过所谓“外延性论题”将逻辑语句的内涵 方面归结到外延方面，将逻辑推理片面化为对语形结构的形式变换。这实际上 是武断了外延与内涵可以被截然地区分开来，并可将内涵归结于外延，也就形式 主义地只看重逻辑语句的外延和语形，轻视或取消了内涵和语义。维特根斯坦 在其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曾将实体观的这一逻辑思想推到极致，明确宣 称语言结构是世界结构的图像，复合命题是简单命题的真值函项，即所谓“语言图像论”和“真值函项论”。这也就意味着必然会要以“求真”为其逻辑学主题。
实体观是一种组成论的世界图景和唯物论的自然观。尽管西方内部的思想 家们，在实体究竟是现实之物还是观念之物上多有分歧，但在设定“实体第一 性、关系第二性”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总认为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本质，总想找 到可以作为世界之“砖块”的最后的“绝对者”。在每一个文明阶段，也总能找到 这样的绝对者。当然，这样的绝对者也仅仅只能胜任相应时代所打开的现象域。 随着时代的推移，人类生活的现象域将不断反身重构而升级，相应的绝对者也将被反身重构而升级。于是，作为世界之始基的绝对者，就表现为一个历史性的形态序列，从古希腊自然哲学阶段的“具体实物”,到本体论哲学阶段的“抽象实 体”,再到认识论哲学阶段的“原子事实”,直到今天的正在探索之中的“原子世界”。并以此标志着实体观的四个历史阶段形态。
在认识论上，实体观会认为，世界是一个对象化的外在的孤立存在，与我们 的认识方式和意义内容无关，从而或强或弱都要带上经验论的色彩。并且，正如 皮亚杰指出的，传统认识论总设定所有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形式都是一样且 不变的。即便不否认认识中存在先验形式，也会看不到先验形式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演化系列，看不到不同的主体乃至不同的物种其实各有不同的先验形式。
西方历代的自然科学就更是实体观的集中体现。如：亚里士多德力学、牛顿 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就分别将重物、质点和量子作为世界的最后结构单元，而位 移、速度和加速度被分别归结为重物、质点和量子的属性。由于实体本身被设定 为不变的，所变的只是实体的组合样式，这意味着只承认了量变而从根本上取消 了质变。即便西方科学可以大谈宇宙的演化，如大爆炸宇宙说，可以推演数百亿 年的宇宙历史，但那其实只是量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质变，只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一学说的暂时性看法。
近代以来，西方日渐勃兴的民主宪政，也正是其实体观立场在社会理论和社 会生活中的自然表现。譬如，关于西方民主宪政正当性的论证，社会理论家们多 从自由主义出发，到契约社会收工。这种逻辑理路讲白了，就是实体在先、关系 在后。先有独立自存的个体，然后附加上去外在的、契约性的社会关系。由此可 见，西方当代的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本质上不过是实体观的霸权。是凭借其偶
然获得的、现实的、高度上的优势，来强充必然的、逻辑的、立场上的优势。西方文明的实体观立场及其唯真理论的单向度框架，其长在于处理简单性 问题时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其短在于原则上就不能胜任处理复杂性问题。因而， 当其面对整个世界时，必然陷入局部的独断论与全局的相对论之分裂，也就必然冲突不断。
人类文明的三大基本逻辑立场，乃是划分文明类型并提炼文明特质的逻辑 依据。虽然人类文明的各大传统、各大流派，无一不是在“求道”,但却因着各自 不同的立场取向，而在求索着不一样的“道”,并走在不一样的求道之路上。实 体观立场的西方传统，所求索的乃是实体及其结构样式之道；关系观立场的印度 传统，所求索的乃是关系及其构造方式之道；辩证观立场的中华传统，所求索的 则是实体与关系的二重性之道。“实体”或者说“有”,“关系”或者说“无”,“相重”或者说“易”,此三者，分别就是西印中三家的最高范畴。
从逻辑上看，西方传统和印度传统都是割裂“体用”,割裂“性相”,并做了方 向相反的归结。西方传统设定“实体第一性、关系第二性”,将关系归结为实体 的属性，从而开展出实体观及其形式逻辑；印度传统设定“关系第一性、实体第 二性”,将实体归结为关系构造的产物，从而开展出关系观及其内容逻辑；中华 传统则立足于二重性，“不言有无、只言幽明”,不偏执于某一片面性的归结，从 而开展出辩证观及其辩证逻辑。总体而言，西方或说“耶家”,是从设定的前提 出发；印度或说“佛家”,是从否定一切前提出发；中华或说“儒家”,则总是立足 于“兼两”。西印两家虽然长于“执两”(各执其一),但却因其原则上固有的片面 性而终究不能自圆其说；中华一家虽然长于“用中”,但却至少在早期阶段注定了缺乏操作性。
表现在逻辑学上，西方有“外延性论题”及其形式逻辑，通过对实体及其结 构样式的“量演算”来“求真”;印度有“内涵性论题”及其内容逻辑，通过对关系 及其构造方式的“质定位”来“求高”;中华有“二重性论题”及其辩证逻辑，通过 对实体与关系的二重性的两面进行“谱辩证”来“求和”。如果只用一个字来概 括三大文明传统各自最为内在的特质，则可表述为：西方文明求“真”,印度文明求“高”,中华文明求“和”。总之，西方人“执有”而“求真”,长于“驭物”;印度人“执无”而“求高”,长于“修心”;中国人“执易”而“求和”,长于“厚生”。
专长于内容逻辑的印度传统，实际上是假定了“关系第一性、实体第二性”,实体被看作是关系构造的产物而在原则上被消解掉，原本二重性的世界被片面化为关系的构造方式，认识世界也就只是对关系的构造环节及其层次嵌套的方式做“质定位”,即直观体验。
关系观的内容逻辑，无论是远古《奥义书》中“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式的“唯 有非非，都无尔尔”,还是后来的佛学遮诠，或者今天的现象学悬置，都是潜在地 引入了“内涵性论题”,立足于语言的遮诠功能，通过分步实施的一系列否定，将 实体结构方面归结到关系构造方面，从而认识世界也就转化成为专注于内在的 意义直观。要求首先通过一个否定性的归纳过程，来解除各种实体性设定，而任由意识流自然流淌，以便能够逗留于新的当下，即直观到新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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