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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是一种基于实体观背景的、针对唯物论自然观的、采用形式逻辑模 式的认知方法和知识体系，并表现出经验论、还原论和外延化的倾向。西方科学 本质上只是揭示了世界的实体性方面，以撇开世界的关系性方面为前提；只是揭 示了世界的形式结构的一面，而丢掉了世界的内容构造的另一面。也就只能胜 任处理局部性、简单性问题，而无法胜任全局性、复杂性问题。西方科学在运用 中，首先需要将原本复杂的事物进行简化，然后去建立关于事物的结构模型，继 而再展开形式逻辑的“量演算”。正是这种简化设定， 一开始就已经将自身限定

在了某个特定的层面，也就使得其所建立的每一个模型都有相应的特定的适应范围。因而，西方科学对世界的任何陈述，本质上只是某个意义水平上的陈述， 而不可能就是最终的答案。其所建立的任何世界模型，都只是局部的、阶段的，而不可能是全局的、终极的。

实体观设定实体在先，关系在后。因而，实体观的自然观必然会是一种唯物 论的自然观，认为世间万象不过只是实体的组合样式，而实体本身是预先给定 的，既定不变的。这意味着，有一个独立自存的所谓“彼岸世界”,等待着我们去认识，去“符合”或者“逼近”,而“我们”只不过是这个自在世界的“看客”。

需要强调一下，不是说西方就没有非唯物论的流派，但那些都不是主流，而 且往往也是运用了实体观的形式逻辑，本质上不过只是实体观的变种，是“另 类”的唯物论。这一点跟在印度传统中和在中华传统中的情况都是一样的，虽 然印度也有原子论，中华也有唯物论和唯灵论，但都不是各自的主流。印度的主流是唯灵论，而中华的主流则是唯生论。

“玄学所讲的，与科学 所讲的全非一事。科学所讲的是多而且固定的现象(科学自以为是讲现象变 化，其实不然，科学只讲固定不讲变化),玄学所讲的是一而变化、变化而一的本 体。”③此中表明，他对实体观的科学与辩证观的玄学各自的特质已有深刻的体 认。又如，对于中华传统的特质，他总结说：“中国这一套东西，大约都具于《周 易》。 ……讲《易经》的许多家的说法原也各有不同， ……却有一个为大家公认 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 ……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 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

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 一切的存在，都是如此。”①还有，该书第四章讲 孔家哲学时谈到了一个看法，说“中庸”是“走双的路”。这都说明，他所理解到 的中华文明的逻辑特质就是“尚中”、“贵和”、“兼两”。再如，他总结儒家的要点 说：“这种(指孔门，引者加)形而上学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所以说‘生生之 谓易’。 ……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 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地去生发。他以为宇宙 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 了生意春气。”②这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儒家就是一种唯生论的自然观。遗憾的 是，因着历史条件的局限，作者未能就此进一步形成明确的二重性观念，未能将儒家道统进一步明确为就是辩证观传统。

我们知道，迄今为止的当代新儒家们所走的依然都是“援佛入儒”的宋明老  路，典型如梁漱溟和熊十力。正是这条老路注定了新儒家们会要“返本开新两  不足”:在立场上，不能真正回到辩证观，而是依然偏向了关系观，如：梁漱溟就  是从人的“意欲”出发来看待文化并把佛家摆到最高位置，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也实际上还是“心本论”;在高度上，不能真正正视和汲取西学之长，而是抱持一  种有些复杂和暖昧的态度，爱恨杂陈、羡憎交织， 一边不停地对西学进行批判， 一  边却又暗暗地将西学设定为需要向其靠齐的目标。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在新儒家们那里，对待佛学和西学有着根本不同的态度。对他们而言，佛学已被  充分消化而成为建构新儒学的素材和工具，而西学却还只是一个外在的参照物。 事实上，儒学的当代复兴本质上是要“援耶入儒”,而不是“援佛入儒”。从立场  上，通过借助西学的实体观立场，以矫正曾经的“援佛入儒”所带来的偏向了关  系观的立场偏失，从而实现立场上的“耶佛相重”,“西印合璧”,真正回归到二重  性的辩证观立场；从高度上，通过借鉴西学率先获得的现代化高度，来实现自身的再次反身重构。

当然，我们现在的这种指责确乎是一种苛刻，因为，以新儒家们所处的历史 阶段，不仅西学东渐还在进行之中，而且西学固有的利弊也还来不及进行全面的 现实检验，也就决定了他们还不具备充分消化西学的历史条件。即便是直至后来的牟宗三，虽已非常熟悉西方的形式逻辑及其实证主义思潮，但其时的实证主义自身也尚处在不成熟的早期阶段，也就注定了他也不可能真正吃透西学。反 过来看，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历史条件变得成熟，譬如我们今天，不仅已经全面学 习了西学，而且也已在现实实践中对西学的利弊进行了全面的检验，就完全有可 能真正充分消化西学，使之就如曾经的佛学一样， 一并成为我们建构新儒学的素材和工具，而儒学的当代复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有一次，我与几个朋友小聚，清谈论道。我举着手中的一百元人民币问： “这是什么?”朋友们直说是钱。我说：对西方人而言，这是劳动成果，是财富；对

印度人而言，这是业力变现，是功德；对中国人而言，这是气的一个态，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