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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是“释老对接”所形成的合力并借“援道入儒”的形式之表现， 是取释老两家之长来攻汉儒之短。因其最先汲取外来营养，必能率先取得高度 上的突破；同时，也因其来不及进行立场转换，必以牺牲自身立场为代价，故而不 能长久。可以说，玄学之出现，是儒学自身演化的阶段性必然，其初衷是对汉儒 之偏实体观的一种反思性调整；而玄学之与释老相呼应，则是“佛学东传”的大 背景使然。甚至可以说，玄学是儒家的中国被“佛化”后，必然出现的阶段性产 物；是辩证观传统经受关系观传统的冲击时，必然出现的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形态。
从立场来看，尽管玄学内部有“贵无”、“崇有”、“独化”等多家，但其主流却 是“贵无”,主要以道家的新阶段形态出现，明显偏于关系观。其核心范畴“有 无”也反映出原是作为关系观的释老才有的思维方式，实质是设定“现象之网” 之中的实体与关系可以论出一个谁先谁后，且立“关系第一性、实体第二性”,根 本背离了辩证观的二重性原则。正如后来的张载所指出的，辩证观的儒家是没 有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真正的儒家“不言有无，只言幽明”。从高度来看，玄学以 关于“原子事实”的“有无”范畴，取代了先秦时期的关于“抽象实体”的“阴阳”范畴，①业已取得了高度上的跨越。
及至隋唐，玄学已然取代儒家而成为国教。唐高祖在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就曾明确规定三教次序为“先老、次孔、末后释宗”。唐玄宗不仅一再追封老 子，而且将道家典籍《老子》、《庄子》、《列子》等升格为经，甚至科举中亦增设道 举一项。即便到宋初，所用也仍是黄老。②可见，虽说是“三教并立”,实则是玄学担纲，玄佛争衡，而“儒门淡薄”。
隋唐是儒家的中国被“佛化”后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实质是高度上来了， 但立场一片混乱。具体表现就是，社会生产虽有提升，社会治理却没有共识，人 们的内心并不幸福。“五代十国”期间，纲常失序已到极致，几乎人人可做皇帝而又人人不敢做皇帝。
为了重建社会纲常秩序，复兴儒学、回归中华辩证观道统，就再次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和趋势。
儒学的再次复兴始于中唐，以韩愈为代表。针对当时中国社会被过度佛化 所招致的众多恶果，他一边发出灭佛的呼声：“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 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一边提出影响深远的“道统说”。尽管 至宋以前，中国社会确曾有过多次大的灭佛行动，如有名的“三武一宗”②灭佛， 但却依然不能改变“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的局面。直至宋初欧阳修 提出“修其本以胜之”③,方才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使儒学复兴真正走上了修本重 构的道路。其表现就是“北宋五子”回归儒家立场，再次进行“返本开新”。 一边 坚持儒家立场， 一边“出入释老”,通过“援佛入儒”来“修本以胜之”,从而得以重 立纲常，重建价值秩序。实质是通过“返立场之本，开高度之新”,来再次实现儒学的反身重构，开展出儒学的更高阶段形态，即宋明理学。
从高度来看，理学与玄学的高度相当，实现了对汉儒的层次性跨越。从立场 来看，理学的立意是要立场返本，回归儒家道统，典型标志就是以辩证观的“幽 明”范畴重新置换回了关系观的“有无”范畴。但在佛学的强力冲击下，理学的 立场返本并不到位，而是或多或少都遗留了佛学的影响。如：朱熹就“先理后 气”,并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明显偏向了关系观；陆王心学就偏得更远 了，正如朱熹所言“象山之学近乎禅”;贯穿整个宋明时期的“尊孟抑荀”也是明证，因为相较而言，孟子偏关系观，荀子偏实体观。
总之，“佛学东传”给中华文明带来的影响， 一是促成了儒学在高度上的再 次反身重构，二是导致宋儒在立场上多偏关系观，甚至即便当代新儒(如熊十力)也未能脱此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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