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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千年一运,三千年三运”。在每一运开启之前,儒学都曾暂时性 地衰落,然后才再次复兴。汉儒兴起之前,不仅曾经“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而 且法家、道家、阴阳家等都曾盛极一时,甚者有“焚书坑儒”之悲惨事件。宋儒兴 起之前,亦曾一度“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自近代以来,西学独步全 球,儒学黯然失色。尤其是自五四以来,西学更被国人奉为圭臬,推崇之情无以 复加;儒学则被斥为愚昧落后的标志,几被禁绝。然而,不管儒学之曾如何失势, 其后都已是和将是毫无例外地必然地走向复兴。总体而言,我们大致可以这么 说,在每一文明阶段的“转型期”,儒学都会落后两百年;而在“成熟期”,必定会 要昌盛八百年。当然,“两百年”和“八百年”这种说法,都只是极为粗略的概数, 而非精准的确数。总之,“两百年落后”与“八百年昌盛”相交替,这不仅是儒学
的逻辑宿命,而且也是儒学的历史事实。
进一步的,说儒学“转型期”落后,这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的说法。深入的说 法应是,儒学作为“兼两”之学,就其所兼之“两”而言,原就可有均衡与非均衡两 种发展状态,故而,所谓“转型期落后”,实质是“转型期”表现为“非均衡发展状 态”。这意味着,在“转型期”,无论是哪一面获得了优先发展,本质上也还是儒 学在发展,只不过是儒学正处在“非均衡发展状态”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已。这在
那些不知就里的人们看来,就会产生儒学已经落后了的错觉。
儒学的逻辑宿命是“后发而长青”,此一判断对于我们今天尤为重要。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儒学再次复兴是否可能的原则性问题,从而也是关系到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方向的大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之落后于西方只是近两百年的事。那么,何以会落后,能 否再复兴,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这也正是困扰学界的一个世纪 难题,即“李约瑟难题”之翻版。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儒 学果真能够再次复兴,那么必须指明其所能帮助中国人获得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里。否则,我们谈论儒学复兴也就只是没有意义的空想。对此,如果我们不想轻
易接受“西方中心论”似的解答,就必须能给出新的强有力的解答。
显然,“后发”二字正是对何以会落后的回答,而“长青”二字正是对能否再 复兴的回答。至于未来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的问题,无非是要进一步指明 何以会“长青”的问题,即相较西印两家而言,中华一家有两面兼备、长于“用中”
的优势。
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我们还需结合真实的历史予以阐明。儒学之“后 发”有两点表现: 一是从大的尺度上看,因早期辩证逻辑不具有走向成熟的历史 条件,注定了早期儒学“博而寡要”,不可操作;二是从小的尺度上看,在每一文 明阶段的“转型期”,儒学都会落后。具体到中国历史,“后发”的第一点表现就 是,使得儒学不得不采取与别的学派相糅合的策略。这种权宜之计的糅合,虽能 暂时性地解决儒学的操作性问题,但却会带来立场偏失的后果,致使汉儒偏实体
观,宋儒偏关系观。
我们特来考察宋儒之偏关系观所带来的影响。因着关系观固有的逻辑,必 致宋儒强化等级向度,淡化平等向度。后果就是导致中国社会屡屡出现纵向断 裂,外族入侵。于是,自宋以后,中国社会总是“汉人一朝、外族一朝”地循环不 止。关键是,那些入侵的外族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并非因其先进,而是因为中 国社会自身纵向断裂,方使落后的外族有了可乘之机。这就使得中华文明自身 演化的进程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停滞和中断,最终给西学在近代获得高度上的 优势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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