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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原本按照自身的演化逻辑在宋明之际即已渐行开启，只 因屡屡出现的外族入侵而一再停滞，最终因西学的强势冲击而中断，并被迫改行 深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化模式。
若从儒家道统自身演化的角度来看，“新文化”乃是实学“援耶入儒”的继 续，是实学的历史使命之重心发生转移的结果。即：在迫于西学挟其高度优势所 造成的全面压制之下，实学不得不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将重心由原初的修正宋儒的立场偏失，转移到奋起直追西学的高度上来。
中国历史上所曾发生过的众多文明交汇和民族融合，除开“佛学东传”和 “西学东渐”,外来者都落后，最终都以“以夏变夷”而告终。“佛学东传”虽然立 场上相异，但高度上相仿，亦可从容应对，最终仍以“援佛入儒”而结局。唯有 “西学东渐”,不仅立场上相异，而且高度上领先，以致造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至今似乎依然没有回过神来。
西方文明因其实体观立场的固有本性而“好战”,因其机缘巧合所获得的高 度上的相对优势而“有力”。这就注定了“西学东渐”不会是莺莺燕燕，而是铁马金戈。中西碰撞必然会有一番惨烈的较量，会有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
后，在西学的强势冲击下，中华文明一败再败。从“以 夏变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文化自信荡然无存。惨痛的现实教 训和亡国灭种的空前威胁，使我们不得不相信“物竞天择”、“落后就要挨打”的 进化论法则。最终，我们不得不放下自身立场，而去优先追赶西方的高度。对 此，胡适有一段极为生动的记叙：“《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 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 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汰’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 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却 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 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 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个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我自己名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①
可见，在中西碰撞的过程中，西方以其高度上的优势，最终压垮了我们原本 拥有的立场上的优势，及至使我们迷失了自身立场，并被迫先不管立场、只管高 度。正可谓是“高度上不去，立场守不住”。所以，中西碰撞实际上经历了一个 “高度压垮立场”的过程，并最终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被迫采取了“先高度、后立 场”的“两步走”战略。事实上，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不仅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
思潮，甚至没有“现代化”的观念，只有“中国化”与“西方化”的观念，“现代化”等于“西化”几乎成为当时的全民共识。
孔子早就感叹过“中庸之难”,如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 矣。”①“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②正因为 “中庸之难”,也就历代都伴随有种种误解和非议。尤其自五四以来，出于特定 的政治目的的需要，儒学更被“全盘丑化”,甚至被骂作“吃人的礼教”,被斥为导致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
对于儒学在今日世人心目中的斑斑“劣迹”,我们大致做个汇总，诸如：折中 主义、愚忠愚孝、压抑人性、奴性、迂腐、虚伪、死板、静止、消极、保守、宗法、裙带、 人治、守旧、僵化、玄虚、神秘、笼统、模糊、愚昧、落后、集权、独裁、专制，等等。在 五四期间，将传统文化“全盘丑化”的风气尤甚，那些专事以西洋文明为参照的 激进的知识分子，勾勒了一幅极为骇人的儒家形象。例如，陈独秀就曾“敬告青 年”应当：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 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③总之，几乎所有可能的贬义标签都被贴了上去，哪怕不无自相矛盾处。
我们可将儒学所留给世人的种种不良观感区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源于世人 的无知，却又捕风捉影，以致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二类是源于儒学自身的偏失， 加之时过境迁，以致或多或少确有其事的；三类是源于儒学本身固有，只因以西 学为参照而被歪曲、被误读、被放大，以致栽赃嫁祸百口莫辩的。前者如：折中主 义、愚忠愚孝、迂腐虚伪；中者如：神秘玄虚、维护集权、压抑人性；后者如：宗法裙带、人治独裁、僵化守旧。
对于第一类误解，我们原则上可以不予理睬，因为那都只是些连起码的儒学常识都缺乏的人才会有的误解。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较较真”。譬如“折中主义”:将中庸说成是折中主义，就完全是源于对儒学的无知。 平心而论，我们最多只能说中庸容易引发折中主义的误解，但却不能说中庸就是 主张折中主义。不仅儒家典籍中无此主张，而且孔子就曾明确表示反对折中主 义，他将那些无原则的折中主义者或者机会主义者痛斥为“乡愿”。我们还知 道，历代的大儒们在必须坚持的原则面前，铮铮铁骨者有之，安贫乐道者有之，舍 生取义者有之。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本人，亦非圆滑之徒，而是刚烈之士。可见， 中庸不是折中，不是无原则，而是“通权达变”之后的“择善而固执”,是在原则面 前的“当仁不让”。又如“愚忠愚孝”:人们常引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 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说法，其实这只是在民间流传的一句戏文，根本就不是儒家 思想，儒家典籍中也从无此类观点。孔子只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 主张“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孟子亦宣称：“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荀子更放言：“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左传》则明确记载 着“晏子不死君难”。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也被人常引的说法，即所谓“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该文出处在《诗 经·北山》,完整的原文应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 均，我从事独贤。”对此，孟子早就解释得很清楚：“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 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①。再如“迂腐虚伪”:现 实生活中确实会有一些穷酸的无能之辈，也不乏“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
娼”的伪君子，但那跟弘扬“自强不息”、“修齐治平”的儒家实在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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