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一个学派,而非仅指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态。儒家学派以其所取 的辩证观立场而得名,而非其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汉儒之前,我们甚至还可 以认为曾经有过“周儒”、“商儒”甚至“夏儒”。尽管那时儒学这个名字还没有出 现,但儒学已经事实上存在,只要其所传承的是辩证观道统。殷末周初所定型的 《易经》,就正是“周儒”作为儒学的一个历史阶段形态的标志。是以钱穆曾言, 与其认为是孔子和儒家传统规定了中华文化,不如说是中华传统里自然要产生孔子与儒家思想。
儒家之为儒家,是因其辩证观立场。相较实体观立场和关系观立场而言,辩 证观立场最根本的特质就是“异则并建”的“兼两”,就是梁漱溟所说的“走双的路”。前两者都是“执—”,唯有后者是“执两”。
通俗地说,所谓“执两”,就是“讲两面”。综观全世界的所有学问和学派,当 中只有儒学或儒家是“讲两面”,其他都或者偏执、或者有所侧重,都或多或少、 或明或暗地倾向于“只讲一面”。据此,我们可以给儒学或儒家下一个极为简明的定义,即:“讲两面”就是儒学或儒家。
我们再来进一步探讨什么是现代儒家。儒家“讲两面”,这是由其学派所持 的逻辑立场决定的,是不变的。在历史长河中,儒家所要变的只是其高度,是 “讲两面”的具体展开方式和所达到的水平,由此呈现为一个依次反身重构的历 史阶段形态的序列。从《易经》的“刚柔”和“时中”,到汉儒的“阴阳”和“中庸”, 再到宋儒的“幽明”和“中和”,直到今天的“实体与关系的二重性”和“中重”。
此中表明,现代儒家其实就是要在“二重性”和“中重”这个水平上来“讲两面”。再进一步,“二重性”和“中重”意味着将世界展开为具备纵横两个向度的格局结 构,实际上是以相正交的两个向度来“讲两面”。可见,现代儒家其实就是以两个向度来“讲两面”的儒家。
所以,简要地说,“讲两面”就是儒家,以两个向度来“讲两面”就是现代儒家。以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位置,儒学再次复兴所需的条件都已充足,而且得天独厚。
一是业已累积三个以上的文明阶段形态,具备了使辩证逻辑得以充分展开 的历史条件。只需自觉引入二重性原则,辩证逻辑即可获得长足的发展,从而可 望根治传统儒学缺乏操作性的痼疾。辩证逻辑以“易”立论,严格意义上的“史” 是其基本对象。虽然早在王夫之那里即已形成初步的进化史观,但只有在今天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人类历史的进化规律。
二是经过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的高度已基本追赶上来,现代 社会生活的现象域已经清晰呈现,并得以能够从容自信地面对。近代以来,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因西学的冲击而被迫“改道”,不得不采取了“先高度、后立场”的 “两步走”战略。我们今天就正处在“先高度”已近完成、“后立场”即将开启的转 折点上。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已经不缺素材,现代化的种种利弊得失都已看在 眼里,所缺的只是需要立场“返本”,通过潜心修本来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重建 秩序。形象地说,就是要将通过借助于学习西方而打开的新世界重新“码”一 次,将“学过来”的高度变成“长出来”的高度。这也只在今天才是可能的。即便 是我们的父辈,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他们那时还来不及充分消化西学,还
看不透其利弊,还缺乏足够的底气去面对西方话语霸权。
三是我们不仅经历了关系观的印度文明的熏陶,而且经受了实体观的西方 文明的洗礼,且都虚心学习,深入骨髓。如果真要说“矫枉必须过正”的话,那 么,因为先后历经了“佛学东传”和“西学东渐”两次异质文明的千年冲击,中华 辩证观文明正可发挥“执两用中”的长处,对两大外来异质文明兼收并蓄,融于一炉,迎来再次全面复兴的契机。
四是我们原本就是辩证观传统,且渊源深厚,并未断绝。即便今日之中国已 到西化的极限,所用也还是矛盾论。其核心范畴“矛盾”一词,虽然极度偏向了实体观,但骨子里还是辩证观的。
尤其是后两点,放眼全球,唯有今日之中国才拥有这样的条件。
尽管今天的中国学界正处于极度迷茫、分裂和徘徊的局面,但我认为,这恰 恰是时代正在再次发生转折的表现,中华文明已悄然来到了再次复兴的关口。 是以,我相信,未来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未来的中国是儒家的中国,未来的儒家是二重论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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