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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前三十年”的“科学救国”,还是“后三十年”的“儒学兴国”,都离不 开“开新”,都是为了能够“开新”。所不同只在，前者是“弃本开新”,后者则是
“返本开新”。此中的这个“本”,当然是指我们自身传统的辩证观立场。
依靠全面学习西方的“弃本开新”,固然可以轻装上阵、立竿见影，但却只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先快后慢，终有一个尽头；依靠接续自身传统的“返本 开新”,虽然会要多些顾忌和牵累，但却能够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也就先慢后快，最终势不可当。这是极为显明的道理。
在今天，现代化所要求的现代生活现象域，其实业已通过借助学习西方而全 部打开。我们已经不缺素材，不缺高度。所缺的只是立场，只是“立场返本”这 最后的临门一脚。所以，要做到“返本开新”,在今天已经并非难事。我们只需 回归自身立场，并按照我们自身的方式来重构现代生活现象域。形象地说，就是 将通过借助学习西方而得以开显的现代生活现象域，按照我们自身的方式重新 “码”一次，也就将“学过来”的高度变成了自己“长出来”的高度。也唯其如此， 方能重新激活我们原本固有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从而让高度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
如果我们能够顺利达成“返本开新”的社会共识，那么“后三十年”的社会治理就将以此为纲领而展开，并逐一落实到各个具体领域。
当然，针对各个具体领域的“返本开新”,我们还需拿出相应的实际举措。 为此，我们依据急迫程度和优先顺序，列举七项分别针对不同领域的关键举措， 具体为：修本以辟邪说、正名以立纲常、开言以肃吏治、良序以拾民心、富民以任 物力、优教以启民智、持中以平天下。此七项关键举措，大致分别相应于文化、政治、法治、社会、经济、教育和外交七个主要的现实领域。分别略述如下：
第一项：文化——修本以辟邪说。今日中国所普遍表现出来的乱象，虽说是 转型期的阶段性必然，但实质是因文化建设严重滞后所致。 一方面，“旧文化” 已因不能胜任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被抛弃；另方面，“新文化”虽已历时百年，但至 今尚未成型。尽管激进的左、右两派都在不时地兜售一些舶来品，保守的中间派 也在卖力地翻弄着故纸堆，但我们实际上依然只是处在一种“文化真空”的状 态。因为，我们没有主流，没有明确的自身立场。立场不明，亦即道不明，又何谈 信仰和定见。处事必然不能一以贯之，也就没有底气，就会举止失据，前后矛盾， 慌乱无措。其后果，必然就是“内部失序”、“外部失语”。所以，“后三十年”的 “返本以治乱”,首先是要在文化上“治乱”。而这，需要通过潜心修本，方能得到
一个根本性的解决。
中华文明是辩证观文明，所谓“修本”,只能是去修整辩证观立场这个“本”。 实质就是复兴儒学，通过“返本开新”来重构儒学。具体则是，将传统儒学的“中 庸原则”升级为“二重性原则”,并进一步明确“异则并建”的原则，然后推演展 开儒学的第四阶段形态，以期能为已然升级了的现代生活重建基于辩证观立场
的理性秩序。不难看出，“修本”的过程，同时也是“判教”的过程，并可延伸为“新民”的过 程。因而，总体上是一个“治乱”的过程。“修本”好了，天下乱局自然也就收拾干净了。
特别指出，“修本”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重新梳理儒家道统谱系。修订道统谱系，乃是辩证观立场的要求，因为，辩证观必然会持一种气化论和唯生论的世界观，必然以历史和伦理为中心，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道统谱系。且因其与 大众生活切近，故能发挥很好的教化作用。孔子曾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就是儒家的第一个道统谱系；朱熹则给出了儒家的第二个道统谱系；我们今天的儒学复兴还将表现为给出第三个道统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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