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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辩证经济学看来,社会生产永远都有“市场与计划”的两面: 一方面“物各 有主”,另方面“天下为公”;二者“异则并建”,并行而不相悖害。其中, 一个自利 而“私”,一个他利而“公”;一个“分元”而展开微观结构, 一个“分层”而形成宏 观秩序; 一个遵循“量演算”的形式逻辑法则, 一个遵循“质定位”的内容逻辑法 则; 一个通过“竞争”而追求局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个通过“反垄断”而维护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等等。二者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相合以成”。
严格地说,社会生产中的“市场与计划”二者,不是“二元性”意义上的“两种”,也不是“二层性”意义上的“两层”,而是“二重性”意义上的“两面”。因而, 二者不仅不可偏废,而且也不是机械地混合;二者永远是二重性地、“异则并建” 地辩证结合。这意味着,对于所有的经济领域,二者都会无所不在,都在同时发 挥作用。由此可知,我国当前的所谓“混合经济”,其实是不合理的,不仅阻碍了 “私有”的一面充分开显,而且导致“计划”的另一面也未能恪守本分。让“计划” 的一面体现为“国有企业”对关键行业的垄断,这是“计划”之正当职能的严重越 界、异化和扭曲。由此亦可知,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均衡经济学与非均衡经济学 之间,针对市场是否万能以及政府干预是否合理所存在分歧,其实是因其片面的 实体观立场所致。因为,无论市场还是计划,都是不可或缺的,因而也都不是万
能的,都需要与对方“互以相成”,关键只在需要摆正各自的位置。
辩证经济学将采用传统儒家的格局分析法来指导经济发展。西方自由主义 的主流经济学,因其所取的片面的实体观立场,必然会将世界设定在单一层面而 忽略底层结构,并夸大“市场”而贬抑“计划”。若以此来指导经济发展,虽能获 得短期内的爆炸式增长,但必然会要伴随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辩证经济 学则不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某个单一层面,而在整体格局的“稳健”,在各层 次之间的协调。在辩证观看来,“重量—质量—能量—信息”依次构成物质形态 的层次序列。相应的,“衣食—金银—货币—证券”依次构成财富形态的层次序 列;“品物—品质—品牌—品位”依次构成企业价值形态的层次序列。故而,掌 握和调控经济格局之诸层次之间的配比关系,才是维护和确保经济格局稳健的
关键。教育——优教以启民智。我国的教育改革,本质上是一个高度问 题,而不是立场问题。是要实现教育现代化,使得“所教的内容”和“教的方式”及其结果都能达到现代高度,而不是所谓由“应试教育”转向到“素质教育”。
相较西方教育,无论是在“所教的内容”还是“教的方式”上,也就是在“教什 么”和“怎样教”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我国现行教育都有明显的差距。对此,我们 需要从立场与高度两个向度上来分别进行解析,方能真正看清各种不同性质的 差异,从而做出相应不同的处理。否则,必然会将立场上的差异与高度上的差异 混杂在一起,也就或者茫无头绪,或者人为地制造一些虚假的对立,致使我们无法确定正确的教改方向。
我们先来看“所教的内容”上的差距。我们在本书“基础篇”中曾已指出:世界是二重性的,可区分为对象世界与意义世界两面;人类知识也可区分为关于对 象世界的科学知识与关于意义世界的现象学知识两面;人的素质亦可区分为相 应的科学素质与现象学素养两面。这意味着,在教育中,所教的完备的知识内容 应是科学知识与现象学知识两面兼备,且均应达到现代水平。否则,就必然会是 一种“残缺的教育”,就不可能使学生形成健全的素质。据此,我们可从立场与 高度两个向度来对中西教育进行对比:从立场来看,虽然实体观的西方文明必以 科学一面为主流,但以其实用主义的多元化主张,可在一定程度上容纳现象学一 面的存在;虽然辩证观的中华文明原本可以两面兼备,但在近百年来,我们的文 化“欠账”太多,从五四的“反传统”,到“文化大革命”的“机械唯物论”,再到改 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急功近利”,在片面追逐外在功利的同时,却把关于意义 世界的现象学知识一面彻底丢掉了。从高度来看,虽然我们的科学知识水平在 某些领域已与西方差距不大,但在总体上却仍有较大距离;至于现象学知识,于 我们则几乎是空白,不仅代表现代水平的西方现象学知识(如胡塞尔现象学), 远未受到与科学知识相同等的重视,而且就连我们原有的代表古代水平的传统 现象学知识,诸如佛家、道家和儒家等,也一概抛弃了。可见,我国现行教育已因认识上的偏失,而致在“所教的内容”上,注定了是“残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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