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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对象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也是一个重要的永真命题，同 样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特征。《孙子兵法》认识到事物、现象不是孤 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事物、现象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存于一个 系统中。它运用这一观点来考察，认为战争及其展开过程中的一 系列矛盾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计篇》主张：“故经之以五 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 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 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 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 罚孰明?”它看到了战争的胜负不仅仅是由军事实力决定的，还受 到政治、经济、天时、地利、法制、将帅素质等等其他因素的制约。
公元208年，周瑜正是看到了战争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制约而 力主对抗南下攻打东吴的曹操。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 操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基本统一北方后，马上率军攻打江东的孙 吴，试图统一全国。孙权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群臣大都以敌众我寡、难以抵御为由，主张归降曹操。唯独周瑜坚持抗击曹操，并对 孙权分析了东吴抗战必胜、曹操入侵必败的原因：曹操名为汉朝丞 相，实际上是汉朝的奸贼。将军以神武雄才，凭仗父兄的基业，割 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英雄乐业，正应当纵横天下，为汉 室除暴去秽，为什么要去投降曹操呢?况且曹操引兵前来，已有多 处触犯兵家的忌讳，可以说是自投死路。如今曹操北方未定，马 腾、韩遂尚在关西为其后患，而曹操率众久居江南，这是一大犯忌。 北方军队不熟悉水战，弃鞍马而驾舟船，与江东争锋，这是二大犯 忌。目前正值隆冬严寒，粮草短缺，这是三大犯忌。中原士兵远涉 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这是四大犯忌。有此四大犯忌，曹操虽 然兵精将广，却注定要失败。这正是捉拿曹操的好机会。我愿领 兵数千，屯驻夏口，保证为将军破敌。孙权听后大喜，立即让周瑜 率几千人马，电驻夏口，准备迎击曹操，赤壁大战于是拉开了序 幕。①战争的结局果如周瑜所预期的那样，曹军惨败，曹操败走华 容道，因关羽念旧情才得以逃回北方。
“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这一永真命题也体现了辩证思维的 特征。《军争篇》的“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军争为 利，军争为危”。《九变篇》:“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 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兵法》已经意识到迂与直、利和 害(危)等战争展开过程中的对立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作 为军事统帅，在作出战争决策时，首先不能只考虑它可能带来的利 益，更要明了它可能带来的危害，诸如政治上、外交上、道义上的损 害。其次，在两军对垒的过程中，作为战争的指挥者，应趋利避害、 避实击虚、变迂为直、变患为利。
“矛盾双方有条件地相互转化”的永真命题更明显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性质。《势篇》断言：“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这表明《孙子兵法》认识到敌我 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化，但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 的。正因为治乱、勇怯、强弱依据一定的条件转化，作为将帅就应 当创造条件使部属处于治、勇、强的境地。
秦王朝的迅速崛起和灭亡，就是乱生于治的最好说明。秦始 皇统一全国后，为了显示秦王朝的国威，派蒙恬率军向北攻打胡 人，开辟土地，推进边境，在黄河以北驻军戍守。大批民众背着草 秣，用车拖着粮食追随在大军之后提供后勤保障。秦始皇同时派 赵佗、屠雎率军向南进攻百越，使监察御史禄开凿灵渠，深人越地。 越人逃走，秦军虚费时日，因而粮食缺乏；越人趁机反攻，又将秦军 打败。秦始皇不得已征集天下罪犯、赘婿、商人去戍守五岭。据初 步统计，当时用于北征胡人、修筑长城、南伐百越、戍守五岭的人数 在200万以上。因此，秦王朝表面上很强盛，组织管理严密，但社 会内部的动荡因素在不断增长。男子勤苦耕作不够充军粮，女子 辛勤纺织不够充军衣，民生凋敝，人心恐慌。秦始皇去世后，秦二 世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更是横征暴敛，秦王朝内部可谓危机四伏， 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反秦斗争。陈胜、吴广在陈县起义，武臣、张耳 在赵地起义，项梁在吴中举兵，田儋在齐地举兵，周市在魏地举兵， 韩广在燕地起事。强大的秦王朝在它的第17个年头就迅速土崩 瓦解了。
“示形诱敌，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永真命题具有其辩证本质。 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对抗双方一般不会直来直去地行动，把自 己的真实意图暴露给对方；而总是力图示敌以假象，以便使敌人受 骗上当，从而调动敌人，实现避实击虚的目的。《孙子兵法》对此作 了精彩的论述。《计篇》主张：“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 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虚实篇》强调：“故形人而 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则我 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篇》提出：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 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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