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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思维的形成需要借助于一定的逻辑方法。《孙子兵法》在 论证过程中，既运用了完整的推理形式，又运用了大量不完整的推 理形式。其完整的推理形式主要体现为运用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 矛盾分析方法，导出必然的结论；其不完整的推理形式是运用了大 量的省略了前提的简单枚举归纳推理，推出了不少辩证命题。分析是在思维中把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或要素分别加以考察 的逻辑方法，综合则是把各个部分或要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加以 考察的逻辑方法。分析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把对象分解为各个部 分，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把握对象的特征、本质；综合的目的也不 仅仅是把分析得到的各个部分或要素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对象，更 重要的是把握这些部分或要素的内在联系。分析和综合是人类认 识事物或对象的重要方法。任何一个客观对象都是由许多相互联 系、相互制约的要素构成的复合体。要把握客观事物，就必须把它 分解为各个部分、要素和方面。只有对事物或对象的各个组成部 分有了充分的认识，才有可能对整个事物有所认识，进而把握其规 律。但是，单纯的分析还不能完整地把握事物或对象，也难以从本质上把握事物或对象。要把握事物或对象的整体，深人事物或对 象的本质，必须借助于综合。
为从整体上、本质上把握战争这个客观对象，《孙子兵法》运用 了许多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辩证推理，它的许多正确命题主要靠 这种推理而形成。《军争篇》“军争为利，军争为危”这一辩证命题就是在分析的 基础上综合而形成的。
“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 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 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 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 则亡。”两军交战，夺城掠地，有所夺取，得之则利，失之则危。军争 为危的更深层含义在于军争过程潜伏着危机：全军带着所有辎重 去争利，就会行动迟缓而赶不上；丢弃辎重行动，则必然损失许多 财物和装备。不带甲胄，轻装急行，日夜都不休息，以加倍的速度 连续行军，赶上百里路程去与敌争利，三军将领可能被擒。身体强 健的士兵先到了，体弱疲倦的掉了队，其结果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 士卒赶到。赶上五十里的路程去争利，先头部队的将领就可能遭 受挫败，其结果也只有半数的士卒赶到；赶上三十里的路程去争 利，也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赶到。所以，军队没有辎重就会失败，没 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储备就无法坚持作战。
正是经过军争过程利害、得失两方面的分析，《孙子兵法》综合 得出了“军争为利，军争为危”的结论。既然军争不仅仅带来利益， 而且可能导致危害，因此军事决策者务必慎重对待战争，切勿草率 挑起战端。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的结论是在分析战争这一客观对象各 方面矛盾的基础上综合得出的结论，把握了战争一个方面的本质，是经得起战争实践检验的真理性认识。秦国远途攻扌郑国惨遭失败就说明了《孙子兵法》这一观点的正确。
春秋时，秦国大夫杞子从郑国秘密派人报告秦穆公说：“郑国 国君让我掌管他们国都的北门，如果主公能够暗中派兵前来，就可 以占领郑国。”秦穆公征求蹇叔的意见，蹇叔说：“出动军队去袭击 远方的国家，我从没有听说过能成功的。兵马疲劳，精力用尽，加 上郑国又会有防备，恐怕这样做不妥当吧!我们军队的行动，郑国 一定会知道。劳苦军队而没有收获，士卒就会产生叛逆之心。况 且行军千里，有谁不知道我们的行动呢?”秦穆公没有听取蹇叔的 劝告，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领兵前去袭击郑国。蹇叔哭 着为三将送行，并对西乞术、白乙丙说：“晋国必定在崤山一带阻击 你们。崤那个地方有两个山头：南边的山头上有夏王皋的坟墓，北 边的山头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你们将会死在这两个山头之 间，我以后到那里去收尸骨吧!”秦军越过晋国国境，向东进发，但 途中得知郑国已有防备之后，顺便灭掉滑国，取道回国。当秦军行 至崤山地区时，遭到晋军的截击，因劳苦困乏而被打败，孟明视、西 乞术、白乙丙三将都沦为晋国的俘虏。①
《形篇》的“胜可知而不可为”这一正确命题也是运用分析和综 合相结合的方法推导出来的。其过程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 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 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分析如下：从前善于指挥作战的人，首先造 成不可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以等待能够战胜敌人的机会。不可被 敌人战胜，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能够战胜敌人，在于敌人出现失 误。但敌人出不出现失误，却不是我方一厢情愿的事。有时尽管 我方采取了示形诱敌的步骤，但可能被敌方识破而达不到造成敌 方错觉和过失，从而调动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所以，善于指挥 作战的人，能够做到不被敌人战胜，不能使敌人一定被我战胜。通过以上分析，综合得出结论：“胜可知而不可为。”胜利是可以预 期并被抓住的，但敌人有没有可乘之隙而被我战胜，则不能由我方 决定，因而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去强求。
西晋大将羊祜就是采取“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策略 为灭掉东吴，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羊 祜率军南下攻吴，在江陵失利，被迫退回襄阳。他以“孟献营武牢 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的历史故事为借鉴，“进据险要， 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汉水以西，江陵以 北),尽为晋有”。在加强武备的同时，他还采取了一系列增修德信 的措施，对东吴百姓实行怀柔政策。每会于江沔之间狩猎，如果禽 兽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他皆奉还吴人。他率兵出城，历经 吴境700余里，沿途收割稻谷为军粮， 一律计价送与绢帛。东吴百 姓欣然悦服，吴人北上归降者不绝。他对东吴将士则以德义相感 召。每与东吴交战，如约出兵，决不偷袭；对俘虏亦留去自便，从不 虐待。对驻守荆州的东吴统帅，亦培养私交，不以小利而兴兵。他 与东吴将领陆抗相互赠与药酒，饮之不疑。这些做法迫使陆抗只 得采取“各保分界，无求细利”的方针。羊祜则率军既练兵，又生 产，提高了晋军的战斗力，保障了军粮供应。这一系列措施，确保 了西晋先不被东吴战胜。当东吴社会矛盾急剧恶化、国力衰微，出 现了可乘之隙后，接替羊祜的杜预等将领便率军迅速灭掉了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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