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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辩证思维是跟宗教迷信纠缠在一起的，是寄生  在神秘体系中的。《易经》是一部宗教迷信、神秘色彩十足的占筮  书，它以卦和爻来占卜，象征自然与人事的吉凶。其卦辞和爻辞是   对占筮情况的记录或总结，卦、爻辞基本上包含了“吉”“凶”“悔” “吝”等概念，它的某些卦辞、爻辞甚至赤裸裸地宣扬天人感应、神   秘主义等宗教迷信。《大有·上九》宣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认为得到有意志的天的福佑， 一切人事活动都会吉利。《益·六二》  声称：“王用享于帝，吉。”说的是周武王克商，享祭上帝，接受天命，  代殷有天下，很吉利。《垢·九四》断言：“包无鱼，起凶。”这是梦占，  说的是对厨房里没有鱼这一梦境进行占筮，得到的征兆是凶险、灾  难动辄就会降临到头上。上述见解无疑是毫无根据的迷信观点。 《易经》有些卦、爻辞利用历史故事或自然现象来解释人事的吉凶，

以此来为迷信活动服务。《旅·上九》记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 号眺，丧牛于易，凶。”就是用殷先祖丧牛于易的历史故事来附会人 事的凶险。

第二，《易经》的辩证思维是零碎的、不系统的。《易经》的辩证 思维主要表现在它自发运用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去把握自然界和 人类社会中某些非常具体的矛盾对立的事物或现象，构成了一些  矛盾对立的概念，概括出了为数不多的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辩证  命题。《易经》中没有形成抽象程度高的概念，没有形成哲学范畴， 也不存在完整的推理形式，当然也就谈不上这些思维形式的辩证  特点。

《易经》的辩证思维是零碎的、不系统的，更主要的方面在于其 辩证思维是和大量的非辩证思维交织在一起的。就《易经》的命题 而言，其大部分是对占筮情况的记录或总结，没有上升为抽象的理  论思维，只适应当时的问卜者，有严格的时间、地点限制，不是辩证 思维。诸如《师·六四》的“师左次，无咎”即偏师没有什么危险， 《坤》卦辞的“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乾·九二》的“见龙在田，利见  大人”等等就是只适合特定时间、地点的非辩证命题。如果脱离它 产生的时间、地点，把它们作为预测人事吉凶的依据，无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易经》的辩证思维还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易经》看到了自 然现象的变化发展，但否认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发展和转化。在 它看来，以国君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阶级和平民百姓、奴隶等被统治 阶级的地位不可移易、不可转化。《师·上六》直言不讳地声称：“大 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它说的是战争胜利后，国君论功封 官和分封土地，但奖赏只限于军队的长官，当士兵的小人是得不到  奖赏的，即使立了功也白搭。换言之，小人永远是小人，不可能转 化为王侯将相等贵族；贵族永远是贵族，不可能转化为平民、奴隶。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理由，我认为《易经》的辩证思维是零的、非系统的。

第三，《易经》的辩证思维是象征性的、非理论形态的。《易经》 采取的是取象思维法，离不开个别的具体事物或现象，不是抽象的   理论思维。据高亨先生研究，《易经》的卦、爻辞大致分为记事之   辞、取象之辞和说事之辞三类。记事之辞的特点是记述故事，用  以指示人事的吉凶。例如《大壮·六五》认为“丧羊于易，无晦”、  《明夷·六五》指出“箕子之明夷，利贞”等记事之辞运用具体事件类   比出具体结论，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思维，而是象征性的。这   种记事之辞对人们认识其他事物毫无指导作用。我们接着考察取   象之辞。取象之辞的特点是将某种现象作为人事的象征，用以指   示人事的吉凶。《渐·六二》《渐·九三》分别指出：“鸿渐于磐，饮食   衍衍，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这两节爻辞说的   是鸿这种水鸟接近水边土堆尚未离开正常活动范围，因而欢快自   得， 一旦违反生活常规离开水域进入陆地，后果很惨，这犹如丈夫   出征没有回家、妻子怀孕流产一样可悲。它通过鸿鸟在不同地方   活动得到不同结局，象征着人们在正常范围内活动就吉利，超出正   常的活动范围就凶险。这表明《易经》朦胧地看到了人们活动范围   得当与否与结局吉凶的因果联系，有了初步的哲学思维的萌芽。  这种萌芽状态的哲学思维寓于对具体事件的表述中，进入了以具   体事件表述抽象概念和命题的阶段，但仍不是抽象的理论思维。  最后考察说事之辞。说事之辞的特点是直说人事以指示吉凶。  《临·六三》指出：“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甘通钳，这节爻辞   说的是治理国家采用钳制的高压政策，得不到什么好处，做到忧民   之忧，关心老百姓疾苦，才可以无咎。它直接将人们的活动作为吉   凶的原因，包含了初步的因果观念。这表明其思维水平较之取象   之辞有所提高，但远没有概括出因果联系的哲学范畴，仍不是抽象   的理论思维。因此，《易经》的辩证思维是象征性的，而非抽象的理   论形态。

第四，《易经》的辩证思维体现了注意发挥人们主观能动性的 倾向。殷周之际是宗教世界观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这种宗教  世界观形成了一个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即把有意志的天、上帝当做  自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认为世界的万物都受天、上帝的支配。《易 经》虽然也迷信有意志的天、上帝的存在，但认为人们在它们面前不  是毫无作用的，人们的主观努力可以改变或转移天意。《既济·九  五》指出：“东临杀牛，不如西临之榆祭，实受其福。”它说的是殷商祭  天时，祭礼虽丰厚，但当权者不行仁政，不以德配天，也就得不到天  的赐福，因而失去天下；周人祭天时祭礼虽不丰厚，但周的当权者  施仁政，以德配天，反而得到天的福佑，取代殷商拥有天下。这说  明，人们的行为可以改变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