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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处境中的祸福是怎样转化的?转化需要什么条件 呢?在《老子》看来，人的知足与否是促使祸福转化的重要条件。 第四十章指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六章说：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不知足  者为追求名、利，往往置法律、道德于不顾，不择手段，这势必导致  人与人相斗、家与家相争、国与国相拼，永无宁日，从而在追求“幸  福”的过程中就埋下了“祸患”的种子。“饱肥甘、衣轻媛，不知节者  损福；广积聚、骄福贵，不知止者杀身”①,“膏粱积于家，而剥削人  之糠覆，终必自亡其膏粱；文绣于室，而攘取别人之敝裘，终必自丧  其文绣”②说的就是贪欲招祸。而人们如果知足，便会节制自己的  欲望，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这样一方面可避  免陷入追求名、利的无穷延伸的烦恼中，另一方面也可避免与人相  争、与国相争，从而避免法律的制裁、他人的报复。“能知足者，天  不能贫；能忍辱者，天不能祸；能无求者，天不能贱；能外形骸者，天  不能病；能不贪生者，天不能死；能随遇而安者，天不能困。”③说的  是知足就不会招祸，就是福。《老子》不但看到了祸福等矛盾双方  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对立面转化，而且意识到这种转化有一个由隐至显、由微至著、由小至大、由弱而强的渐进过程。《老子》第六十 四章断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祸福等矛盾双方的转化也是如此，需要经历一个量的 积累和扩张的过程。

《老子》关于祸福等矛盾双方依据一定条件向对立面转化的观 点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既有因贪欲致使“福” 衍化为“祸”的一幕幕人间悲剧，也有因知足节欲使幸福永驻或转   “祸”为“福”的成功范例。春秋战国末期，范蠡、文种辅助越王勾践   灭吴之后，范蠡功成身退，弃政从商致富，后世称为陶朱公，不但保   全性命、尽享天年，而且“名垂后世”。而文种留恋官场的权力，“功  成不去”,终于获罪于勾践，受诛而亡。

汉朝开国三杰张良、萧何、韩信的不同结局更有力地佐证了《老 子》的知足是福、贪欲招祸、祸福相倚相伏的观点。张良是汉朝开国 的最重要谋士，深为刘邦倚重、信任。尽管如此，张良还是洞悉了刘 邦多疑好忌、冷酷无情的特性，因而在消灭了项羽集团、稳定了刘氏 政权之后，他便退出了政治舞台。他虽然没有隐居山林，却推辞朝 廷丰厚的俸禄；虽然任太子少傅之职，却居朝不参政。他平时总称 自己身体有病，不参与朝中一切活动，对国家大事从不发表意见，有  时甚至一年多不迈出大门一步。张良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因而尽享天年，晚于刘邦八年去世，真正实现了知足常乐的人生信念。

韩信辅佐刘邦打下天下以后，不但不功成身退，反而居功自 傲，计较地位、名利，当地位、名利没有得到满足时，竟起反叛之念，终被秉承刘邦旨意的吕后杀害。这应验了不知足招祸的观点。

萧何能长期位居丞相一职则得益于他深刻认识到祸福相倚， 审时度势，化“祸”为“福”。这可从他“纳谏求平安”和“自污名誉， 免除猜忌”的举动中得到绝好的说明。汉朝初定，刘邦便设计除掉 了韩信、彭越等功臣，张良装病引退，朝中地位最显赫的大臣就属 萧何了。萧何位居相国，封地最多，并且享有“带剑履上殿，人朝不趋”的特权。从表面上看，刘邦对于他还是很信任和器重的。但喜 好猜忌的刘邦在内心对他是存有戒备的，这种戒心在他率兵在外 征讨、萧何留守长安时尤为明显。刘邦在率兵讨伐陈豨时，从前线 传下旨意：加封萧何封邑5000户，增派500士兵做护卫。 一个叫 召平的幕僚认为刘邦此时给萧何加封是因为对他存有戒心，劝他 辞掉加封的东西，否则将大祸临头。萧何听从劝告，推辞掉了封 赏。刘邦对此非常高兴，认为萧何是位知足、不居功自傲的忠臣， 因而放心重用。这可谓知足得福。讨平陈豨后，刘邦又统兵讨伐 黥布，萧何留守长安。刘邦在征讨途中及征讨之时，数次派人回长 安问候萧何。有人劝告他说，皇上数次派人问候你，是因为你的声 望太高，以至于让皇上感到不安了，如果不赶快自污名声，降低威 望，就会遭到灭族之祸。萧何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即刻实施自污 名声的行动。他采取巧取豪夺的办法广置粮田、住宅，结果弄得同 僚怨恨、百姓愤怒，萧何的名声大损，威望扫地。刘邦对此却十分 高兴，认为他无政治野心，更加放心重用他。萧何又一次因“祸”即 自污名声得“福”即人身安全和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