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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命有所不受”的根据何在呢?根据就在国君对出征在外的将帅发出的指令很可能是不切实际的，而以这种不切实际的错误  命令指挥作战，不可能取得胜利。《谋攻篇》认为“縻军”“惑军”“疑  军”是国君容易发出的三种错误指令。所谓“縻军”是指国君“不知 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惑军”是  指国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也就是不懂得军队的内部  事务却干预军队的内部管理；“疑军”是指国君“不知三军之权而同 三军之任”,即不懂得用兵的权谋诡诈，却掌握军队将帅的任免权。 通俗地说，“縻军”“感军”“疑军”分别是指瞎指挥、瞎管理、瞎监督。 在两军对抗过程中，国君的“縻军”“惑军”“疑军”主要表现在不切  实际地规定进军的路线、打击的目标、攻占的城市和争夺的地盘。 因此，在《孙子兵法》看来，“君命有所不受”也就主要表现为“途有  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纵观中国古代战  争史便可发现，“縻军”“惑军”“疑军”是导致军事行动失败的重要  原因。李光弼兵败洛阳则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唐肃宗“縻  军”,瞎指挥军队的进退；二是唐肃宗“疑军”,委派根本不懂军事的  宦官鱼朝恩节制将领。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叛将史思明攻克汴州(今河南 开封市)和郑州后，继续西进。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为阻止史思  明西进，便腾空洛阳城，移军河阳(今河南孟县),成猿臂之势。史  思明进驻洛阳后，本欲继续西进，又恐李光弼断其后，便屯兵白马 司南与李光弼对峙。李光弼避实击虚，调动叛军，不断给叛军以有  力杀伤。史思明百般诱惑李光弼前来洛阳决战，但李光粥胸怀全  局，不为所动。史思明被李光弼牵制在洛阳近两年没有西进半步。 唐肃宗上元二年，史思明派间谍至长安，诱说宦官鱼朝恩，声称史  思明所部将士在洛阳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军无斗志、急攻可破。 鱼朝恩信以为真，多次奏请唐肃宗攻取洛阳，肃宗最后准奏，命李  光弼会战洛阳。李光弼上奏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敌锋尚锐，未可轻  进。鱼朝恩竟诬陷李光弼养贼自重，而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依附鱼朝恩，亦上表极力主张洛阳可取。唐肃宗受二人迷惑，再三催促  李光弼出兵决战。李光弼迫不得已，命令陈郑节度使李抱玉率军 扼守河阳，自率一部与仆固怀恩及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会攻洛阳， 同受鱼朝恩节制。李光弼挥军邙山之麓，并建议依险为阵，仆固怀 恩则坚持于平原列阵。鱼朝恩出面干涉，最后决定于平原列阵。 史思明乘唐军列阵未定，突然发起攻击，大败唐军。唐军损兵数 千，辎重丢弃殆尽。史思明乘胜渡河攻河阳，李抱玉弃城而逃。唐  肃宗大惊，急增兵陕州。李光弼上表请自贬为河中节度使，与陕州 互成犄角之势，以拱卫京师长安。史思明攻占洛阳后，欲西攻长  安，却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内乱，长安才获得喘息之机。

国君发出“縻军”“惑军”“疑军”的错误指令既有客观原因，也  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国君远离两军对抗之战场，受当时落后  的通信条件的限制，很难得到军事决策所需要的敌对双方准确、全  面、及时、适用的信息，而以这种信息为基础作出的决策、发出的命   令很可能不符合扑朔迷离的战场情况。这表明，“君命有所不受” 在古代有较充分的客观依据。主观原因是国君难以真正做到用人  不疑，不能充分信任统领军队的将帅；由于害怕边关将帅功高震  主、拥兵自重，往往用而疑之，设绊脚石，迫使其在自己完全可以驾  驭的范围内活动。

将帅应抱什么样的动机去行使“君命有所不受”呢?《地形篇》 认为应抱“无私”和“谋利”的动机。所谓“无私”就是“进不求名，退  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这就是说，将帅在作出“君命有  所不受”的决策时，应该进不贪求战胜的功名利禄，退不回避违抗  君命的罪责，只求使民众和士卒得以保全，符合国君即国家的根本  利益。所谓“谋利”就是《九地篇》所说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  止”。换言之，军事行动应为国家实现谋利夺利的目的，坚持有利  就行动、不利就停止的原则。这表明《孙子兵法》所主张的“君命有  所不受”不是为了谋求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谋求国家的

根本利益、整体利益。简言之，它体现了公而无私的奉献精神。

“无私”和“谋利”的关系怎样呢?“无私”是“谋利”的基础，“谋 利”是“无私”的目的。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敢违抗国君的错误指  令，才能做到军事行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如果将帅不  真正具备无私的动机、无畏的气概，就难以违抗国君的错误命令，

从而采取鲁莽的军事行动而招致失败，背离“谋利”的目的。公元 221年，刘备为报盟弟关羽被吴将吕蒙等人施计擒杀之仇，怒而兴 倾国之师伐吴，诸葛亮、赵云等文武重臣不能冒死劝阻，从而使刘 备的错误决策付诸实施。结局是蜀汉军队的70里连营在夷陵战 役中被吴将陆逊率部点燃的几把火烧得精光，刘备本人也在败退 途中命丧白帝城，蜀汉元气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