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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与自身存在的本然合一,儒学谓之性。但性并非一 抽象概念,它必然包含气质、气性。气质、气性出于自然,但又 皆有所偏,也就是说,它表现为个别、个体性。儒学主张反省内 求,并在道德践行的活动里不断变化气质,“从而使道体、诚体、 性体通化于气质、气性,在人的心灵中全体朗现出来”⑤。这个过 程,既是一个按照人心之自然的逐步展开过程,又是一个反省为人本的自觉过程。通过心灵的修养和教化,“人心的本性便层层拓 展开来,使那不纯不粹的气性逐渐纯粹化,从而使心灵的本然之 诚明在气性中全部透显出来”①。 《大学》所谓“诚于中,形于 外”,一个人由于内心状态即境界不同,其怀抱、胸襟或胸怀也不
同,表现出的举止态度亦不同。
哲学家共同体是由对同一哲学主题的共同关注,由 同一思维方式所吸引在一起的哲学家所组成的群体。他们由哲学 史的思辨训练和哲学问题的内在的逻辑结构结合在一起。他们的 哲学史背景往往相同,但是,却常常引出古老问题的新的提问方 式和致思取向,从而使对同一哲学问题的思考越来越深入,越来 越明晰。”由于哲学家共同体具有充分的哲学史的思辨训练,所 以,它可以准确地判定自己时代的最优哲学。经过漫长地研究、 消化,不断地诠释,从而能够使伟大哲学家的思想逐渐地获得人 们或者说哲学家共同体的认同和理解。
哲学家共同体的理性选择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基于时代性的精 神要求。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哲学是 时代的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 一种哲学理论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 传播,肯定是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自己时代的精神要求。因此, 可以用时代性为哲学理论提供证明。其次,哲学史的内在逻辑、 哲学史的问题结构为哲学家共同体的理性选择提供了客观依据。 从哲学史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看到,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创造了 自己的哲学家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实际上已经先行地选定了自 己的哲学理念。由于伟大的哲学家总是在已有的哲学思想空间中 开辟出了新的思想道路,从功能上说,这种新的思想道路,超越 了已有的思想道路,必然会带来理解的陌生化,而这种“‘陌生 化’引起新鲜的直观体验,通过否定、矛盾而将思维的确定性与 统一性作用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①。“陌生化”刺激了人们的好 奇、学习和理解,因而,必然产生强大的学术吸引力,促使人们 对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最终达到哲学真理的自我辨明。最后, 采用逻辑的、技术的手段作为哲学家理性选择的根据。通过严格 的哲学评论和哲学批评,至少在西方哲学中,尤其是在英美分析 哲学中,也可以使得哲学理论不断地朝着最优的方向发展。
在西方,哲学家共同体选择自己时代的最优哲学理论,是因为哲学家的理性是经过艰苦的哲学史思辨训练而获得的;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哲学家主体对形上气象的体验则需要通过漫长的精神教化过程才能够完成。
哲学的精神教化立足于人的存在整体性,在保持心灵自由创造 的状态下,建立起自身的形上根据。由于人是一种自我分化或分 裂着的存在。人异于一般存在物,人总要在追寻自身存在的根据 及意义中实现其存在;同时,其生存的满足已失去了直接的本能 方式,必须通过创造和学习来实现。因此,教化的一个主要目的 是,“要在人的实存之内在转变、变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 实’,由此达到德化天下,以至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天人合 一”①,是要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在人格教养的整体实现里,在 审慎的反思和体验性的自觉中实现自身与形上根据的合一。
只有经过哲学的精神教化,哲学家主体的超越精神、批判精神 以及创新精神才能建立起来,才能具备获得体验明证性的主体条 件。具备了获得体验明证性的主体条件,哲学家主体就可以从对 宇宙的静默的观察和体验中,领悟大化流行的宇宙生命精神,以 身体道,或者说“践形”②。
具体地说,哲学家主体对“道”的体悟不同,“道”对于哲学 家主体的人生意义也不同,从而哲学家主体表现出的生命气象也 有差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北宫文子所谓 “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 ……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 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③,讲的就是人对道的体验和践 履所透射出的生命状态。孟子说:“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 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
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①意思是说, 有了德性的内在根据,其形于外者,自然而然便有清和温润之象, 表现于面部,也反映在背部,以至于四体,不言而一目了然,在 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体现出仁者的道德精神、道德气象。二程曾谓 仲尼气象如元气、如天地;孟子如“泰山岩岩”、“并秋杀尽见”。 又谓孟子“宽舒”, “只是中间有些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 事”,与孔子相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 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②。说的是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孔子的浑融 气象的差别。再如理学的奠基人二程兄弟,当时有人评论说,“大 程子(即程颢)如春风细雨,即温和而有润泽,有仁者气象;二 程子(即程颐)如秋日严霜,即严肃而有条理,有智者气象”③。 贺麟认为:“孔孟的生活态度淳厚朴茂,有栖遑救世热忱,程朱的 生活态度严酷冷峻,山林道气很重”,“先秦、汉、唐似都有春夏 温厚之气。而宋儒的态度便带有秋冬肃杀之气”④。由此看来,哲 学家主体对“道”的生命体验不同,透射出的生命气象也迥然 有别。
作为生命本原的气的大化流行,也使身心转化的可能得以敞 开。由于气的深度、意涵、型相各个不同,人才得以展现出不同 的境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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