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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民族在哲学认识论上，从来就不注重区分主体与客体，往 往采取泛神论的立场，即“万物皆有神性”来看待事物的共性和一 致性，注重人与自然事物的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这说明，在东方 的思维中，从来就不存在主、客体之间那个不可跨越的界线，更不存在主、客之间的对立，反倒是认为：主体与客体相互映照，彼此 投射；主体即客体，客体即主体。因此，东方人都用“拟人化”的 眼光看待自然事物，用“同情”“同构”的态度来看待人与自然。这 种同情同构、彼此互渗的观念，在艺术上表现为像《山海经》中那 些半人半马、人面蛇身形象等不同动物、植物同人体拼凑组合成的 怪异的形象。
东方民族既然不注重区分和界定主体的人和客体的物，那么他 们如何在思想中、思维过程中对待和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呢?
古代中国哲学往往用“天人”(人与自然)关系来替代主体、客 体的关系。古代中国哲学流派众多，尽管一直存在着“天人相分” 的哲学观念，但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一直是“人与天调”、“天人合 一”的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 活与行为状态应当符合自然的变化，遵循自然的运行规律。人的行 为和思想不能违逆自然，应当与自然和谐共处，顺乎自然。这种思 想影响到中国人对“心物”关系的看法。中国人认为，主体的、人 的“心”和客体的“物”应当彼此交融、互渗统一。这一思想表现在 审美心理活动中，就是著名的“物感”说。所谓“物感”,就是认为 人的心理变化、情感的活动往往是由外物引发的，催动的；人心感 受于外物而生情、生思。《礼记 ·乐记 ·乐本篇》说：“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 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①中国古 代的“心物感应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普遍的、共同的观念， 人们对这一观念也有了更加详尽的论述。刘腮说：“人禀七情，应 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 · 明诗》)“春秋代序， 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山 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 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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