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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境况，相比较，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们面对社会、官 场的种种纠缠和烦恼，他们厌恶“尘世”,老想着“出世”。他们采 取的策略就是像商朝的贤士伯夷、齐叔一样跑到深林中隐居，同现 实社会隔绝开来。晋代的竹林七贤、谢灵运、陶渊明都曾是流连于 自然山水中，想在大自然山水中保持自己清净的心性。禅思同庄玄 思想的区别在于：庄玄是要求人们脱离滚滚红尘通过回归自在无为 的山水自然来解脱社会现实的束缚。禅则是把束缚之心的原因归结 为自身心灵自缚，自我纠结。唐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们则懂得了 “不二之法”、“烦恼即日菩提”的道理，学会了“不粘不执”、“不 即不离”的处事之道。他们不再采取逃避社会的态度，懂得了变隐 居为隐逸，变被动的纠缠为自我解脱。禅的“不二之法”、“不即不离”的思想，正是符合了中国传统
儒家所宣扬的“中庸”思想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 事态度。如果你仕途坎坷，受到贬谪，被官场权势排斥，你就要独 善其身，保持高尚的人格品性。如果你的人生理想和伟大的抱负有 机会得以施展，那么,你心中就要胸怀百姓，为百姓办实事，办好 事，普度众生。所以，禅“不即不离”的人生态度是有坚实的中国 文化和社会基础的。
怎样才能够做到“不即不离”,以“出世之心去做入世之事”呢? 这就要求你身处闹市，心灵却应当拥有一方净土。尽管满耳都是喧 嚣，却应当具有清净的心灵。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有两种可行 之路。
其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百忙中，在万般的烦恼之中常去大 自然之中，或去清净无欲的禅寺之中，求得心灵一时的宽慰和宁 静，获得心灵暂时的自由解放。所以，唐宋时期的许多文人都同禅 师有密切的交往，有的人同禅师还有深厚的友情。《新唐书 ·五行 志》记载：“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唐代大诗人王 维、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宋代大诗人苏东坡、黄庭坚等人， 都是著名的禅宗门徒，红尘居士。正如唐代诗人常建所写“曲径通 幽处，禅房花木深”中的情趣一样。
唐宋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禅文化。文人士子学禅参禅成为时 代风气。同时，佛教僧人也同文人士子打成一片，学习世俗艺术。 他们相互融合，彼此互补。他们共同陶醉于佛寺周边的自然山水 中，也共同唱和于寺院的园林中。这样，不出寺门，就可以获得高 雅的审美情趣，享受超凡脱俗的自然审美境界。唐宋时期寺庙功能 发生了社会化、世俗化的重大转变。唐宋以来，随着禅风大盛，禅 学的世俗化吸引了众多的人涌向寺庙，寺庙因此承载了更多的文化 重任。那些没有文化、不懂得禅的人，也纷纷到寺庙里学禅，像樵 夫慧能，也从广东千里迢迢来到湖北黄梅东山寺学禅。那时，禅宗 的寺庙不再单纯是禅僧们修炼心性的场所，不再单纯是俗众礼佛参 拜的圣地。那时的寺庙因为宁静洁净而逐渐成为了社会活动的场 所，成为了人们旅游休闲、吟诗作画、听琴品茶、聚会宴饮，读书 备考甚至疗伤养病的场所。这样，身处于大自然之中的佛门禅寺又一次陷入了滚滚红尘之中。
人们追求寺院的纯洁宁静，把寺庙变成文化和社交场所，这些 世俗的文化生活的重任必然要刺激寺庙的美化功能，使寺院内外都 成为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地方，因此，寺院内部的园林化就 成为一种必然的需要，成为人们对寺院的强烈的诉求。例如，开封 的相国寺，它始建于北齐，到宋代重修。在宋代，每逢皇帝诞辰、 重大节日的祈祷活动，以及新科进士金榜题名，庙会和各种商品交 易会都在这里举行。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供百姓进行商品交易， 也供人们休闲游玩。这充分体现了佛教禅宗的寺庙特点：“既在孤 峰顶上，又在红尘浪中”。美化寺院，使寺庙园林化成为一种必然 的趋势。由此，寺庙的园林化蔚然成风。唐宋时期文人士子追求禅 文化和禅的人生旨趣推动了寺庙的园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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