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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速变、共变、巨变的当代社会，人们对能展现速变、共变、巨变宏 观规律性的社会理论产品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为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的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要求，许多国家的政府或 政党对社会理论产品持实用的态度，因时制宜，合则用，不合则弃，如凯 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合理预期等。
如果我们真的具备了现代市场营销观念，如果我们也像对待大部分产 品那样把理论产品的生产、推广看作一个市场营销过程，那么,我们就应 该把理论产品的需求看作理论产品的整个营销过程的核心。按照营销观念 进一步推演下去，我们就绝对不能忽略对理论产品，尤其是对宏观社会理 论产品的以需求为核心的营销过程的特征性的研究。理论产品在购买参与 者、购买过程、使用参与者、使用过程等方面，都与其他产品有巨大区 别：它有独特的鉴别者和鉴别过程，它有独特的推荐者和推荐过程，它有 独特的购买者和购买过程，它有独特的推广者和推广过程，它有独特的使 用者和使用过程，等等。
虽然我们没有在此展开描述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认为社 会理论产品的生产就已经足够复杂和艰难，那么,社会理论产品的采用和 推广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更是远远高于生产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难 性。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一个高速运转中的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社会理论 产品采用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更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即使理论产品在现代社会具有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特点，我们也得承 认，在有些国家，对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缺乏数量程度的把握，有时甚至到 了变化性完全否定传统性的程度，经常毫无过渡地用新理论产品替换旧理 论产品。这样做固然减少了理论生产者的难度，但明显加大了理论传播者 和使用者的难度。好在它们是人口少许多的小国，新文化的传导速度快， 还能承受得起频繁文化更迭所带来的震荡。
而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新文化的传导时滞较长，传导过程中新旧文 化的冲突较为剧烈，频繁的文化震荡会导致较大的人群产生不幸福感。即 使在文化的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现代社会，我们也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把握 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数量程度，尤其不能极端化地用变化性来完全否定传 统性。我们需要一套精巧程度更高的理论系统，它能展现旧理论系统向新 理论系统演化的过程，它能展现新理论与旧理论的逻辑关联性，它体现了 变化也兼顾了传统。
当然，我们没有忘记，理论系统的建设不是为了变化而变化，也不是 为了传统而传统，可以用统计方法界定和考核的对十几亿中国人的解释 力、说服力、引导力才是理论建设的基本追求，而兼顾变化性和传统性只 不过是这个基本追求在变化着的人口大国这个特殊条件下的延伸追求。
从中国当前社会基础理论建设的实际情况看，理论界并没有真正把握 好理论的变化性和传统性的关系。
尽管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去建设发展着 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并没有下功夫展现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一些新思 想的逻辑关联性，我们甚至也没有下功夫展现一些新思想本身的逻辑关联 性。新说新，旧说旧，新不能圆旧，旧不能圆新。因此，从对十几亿中国 人的解释力、说服力、引导力角度看，我们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割裂理 论的变化性与传统性，这导致原本应该较少承受文化震荡的中国却在承受 着更加剧烈的文化震荡。这就是为什么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工 程具有空前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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