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笼统而又无所不包的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具有巨大的应变能力与稳 定性，成为整个中国封建时代解释自然现象的基本理论框架，致使中国的传统哲学 始终未能将主观的自我与客观的自然作明确的划分。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 “中国哲学迄未显著地将个人与宇宙分离为二也。西洋近代史中，一最重要的事， 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 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之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①天人合一的宇 宙观是不能适应自然科学深入发展的要求的，如果在以后历史的发展中未能及时让 步于精深细致的自然哲学，就会出现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曲折。
第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将人与自然统一在一种有机网络之中，充分肯定人与 自然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但是，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很低的古代，人与自然的 相互作用中，人始终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所谓“裁成天地之象，辅相天地之宜” “先天而天弗违”等思想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只能听命由天。这样 就容易造成人们既坚信人与自然的合一，不可能将自然现象与人分离而单独研究， 又感到自然难以深入理解，认为掌握自然规律是超越人类的能力的。《系辞上传》 虽然主张“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但又认为“阴阳不测之谓神”。孔颖达解释说： “天下万物，皆由阴阳，或生或灭，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测量，之谓神也。”直到宋 朝的朱熹在研究“大衍之数”中遇到困难时，仍然无可奈何地宣称，那是“出于理 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甚至到了明朝的数学家程大位，他明知圆 周率“径一周三”只是约数，其精确值带有小数。他却认为，整数和小数的接合 处，正是“阴阳交错而万物化生”的地方，并据此得出结论，圆周率的小数部分是 “上智不能测”的。正是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造成人们对自然现象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的恶性循环。
第二，天人合一的思想把自然现象和人事关系纠结在一起，统治者便常常为了 人事的需要，假天命以行人事，用行政的力量强调尊崇某种思想，并把它推广到自 然科学的研究中，希望科学研究与政治人事服从统一的模式。他们希望某种模式能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盛唐时期有一次预测的日食未能出现， 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并不是先追查天文官员测算的错误，而认为是皇上的圣明引起天 人感化的结果，因而上表祝贺。张九龄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为部下推卸责任或者奉 承皇帝，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像张九龄那样敢于犯颜直谏的一代名臣，竟然能 以它作为堂而皇之的理由来解释日食未能出现的原因，必定是以深刻的思想文化根 源，即天经地义的“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为背景的。
第三，天人合一的说法在实践中并不完全符合科学，将这一观点指导科学研究， 往往引出十分荒谬的结论。试看崇尚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汉朝人，是怎样研究动 物分类学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有三百六十日，人有三百六十节 (指骨节)。”编定于东汉的《大戴礼记》中《本命》一篇更说：“有羽之虫三百六 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 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保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 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这是当时的动物分类学，它把所有的动物分为 羽虫、毛虫，甲虫、鳞虫、保(即裸，无羽、毛、甲、鳞者)虫五大类，每一类又 都分为三百六十种。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做法，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
由此可见，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占据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无疑是影响中国古 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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