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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为我意识,就应该一切活动都以人为出发点,以现实的 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比如,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必须始终不渝地 坚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为根本目标。再比如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遗产问题上,必须坚持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总之,在一切对象性活动中,都 应当保持清醒的“为我”意识。“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 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 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①。
能动意识是主体意识的核心和支柱。人之成为主体存在,在 于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觉的能动性”。正是自觉 的能动性使人与外在世界建立起对象性关系从而获得了主体地 位,并通过克服来自对象世界的各种制约,将自己的生命活动及 内在本质对象化、客体化。
所谓能动意识是人对自己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能 动作用的自觉意识。现代科学和哲学发展已经揭示,人的认识即 使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也不是纯粹的对客观实在的直观反映,而是 一个对客观实在的选择、过滤、加工、参与过程。在认识过程 中,人参与到所认识和描述的对象世界中,“人是宇宙中的人, 他从内部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来描述宇宙;宇宙也是人的宇宙,它 以人类活动的对象和结果的形式出现,人把自己对象化于科学之 中,把自己的精神赋予世界,并在创造中体现自己的本质”②。 认识对象是主体选择的,认识结果也是人与认识对象相互作用的 产物,在认识结果中,记录着主体认识或掌握客观世界的能力。
在社会历史领域,人的能动作用更加明显,人不仅自己确定 奋斗目标,而且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目标。社会历史发展 既是一个合规律性的自然过程,也是一个合目的性的选择过程。 社会发展规律不是外在于人的必然性,它实际上是历史主体的活 动规律。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意味着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每 个人既是演员,又是导演和编剧,人们并不是在表演已经由上 帝、绝对理念或历史必然性预先编好的情节,而是每时每刻都在 创作新的历史情节。
因此说,人的实践活动不是消极被动地创造历史,而是积极 能动地创造历史。大概没有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更能体现 人的历史能动性了。众所周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的选 择;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是中国人的选 择。今天,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更应该尊重和维护自己的主 体地位,充分认识和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摒弃消极的决定论和 宿命论观念,主宰自己的命运,开拓自己的未来。
合目的性是人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的根本属性,简单来说, 合目的性是指实践活动和实践结果具有的以人的需要为目标的有 用性。由此决定了功利、效用、利益尺度必然是人类对象化实践 活动的最根本的价值尺度,它构成了实践活动最基本的起点、动 力和归宿,贯穿实践活动的全过程。
既然功利是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价值,那么,人类追求价 值在最普遍、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追求功利。,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 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 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质上就是 实践主体为自身的特定需求和利益而从事的现实活动。
人的需求多种多样,从内容上分,有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物 质需要和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精神需要;从层次上分,有维持生 命存在的基本需要和追求生命质量和价值的发展需要。在中国传 统观念中,把满足物质需要看作是功利的价值,而把满足精神需 要看作是道义的价值。道义与功利二者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片面 推崇道义价值而贬低功利价值。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 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便是重义轻利论最典型的口号。在以阶级 利益相互对立为特征的封建时代,重义轻利论对统治阶级来说是 虚伪,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则是欺骗,它阻碍了大多数社会成员对 自己正当利益的追求。
人类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因此,实践精神也 就是创造精神。
创造一词的含义指首创前所未有的东西。由此推衍,创造性 活动指前人没有从事过的、为人们提供新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成果 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过程指在实践活动中人及人的世界从无到 有、从潜在到现实、从现实到未来的生成过程;创造精神指人在 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反过来又促进实践不断发展的创新、改革、探 索和超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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