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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根据在根本上是为终极价值寻求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是 从属性的，但从人的存在境遇来说，人突破了自然性的限制也就 把自身放逐于无根据的境地，而人又是需要根据的，只是这种根 据需要由人自己去确立。在这一意义上，终极根据的问题也可以 成为单独的问题。但是，终极根据的目的也在为人的“做人”提 供方向，而不在于使人获得心理甚至心灵上有根据的满足与安 慰。终极价值与终极根据的目的都在于解决“如何做人”的方向 问题，终极价值是直接寻求方向，而终极根据是以确立基点的方 式推出方向。
人作为“类存在”意味着人是“可能”的存在，“可能”意 味着人的活动的“应”的方向与方式具有在“类”的范围内的各种可能。这些可能转变为现实，既取决于人的个体主体性因素 (知、情、意)和社会性因素(文化),也取决于人的历史及现实 生活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可能转变为现实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 种偶然性可以说是存在于可能性之中的，而其变为现实对于人来 说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变为现实的偶然可以通过人的“试错”而 加以纠正，也可以通过时间的延续为历史所淘汰。而对于面向未 来的人来说，总会期望在各种可能中找到最恰当、最好的“应”, 即找到具有必然性的可能性，从而作为行动的方向与根据。在这 一意义上，哲学正是这种探寻具有必然性的可能性的人的活动方 向与方式的人类文化形式。
对于“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的问题，可以用上 述所谓终极价值、终极根据以及最合理的方式等话语表达，但这 些话语方式都是西式的，如果改用中国的话语表达方式会更简 洁，这就是“做人之道”。相应的，从“应”的可能指向上来说， 也可以表达为“道”。
“道”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已经成为具有西方本体性存在 意味的概念。这种理解与对《老子》进行的西式理解有关。按照 西方的本体论思维，“道”具有终极根据的内涵。但是，“道”在 中国的思想中实际上表达的是两重内涵： 一是行动的方向，“道 不同不相为谋”①;二是行动的方式，“一达之谓道”②。当然，在 “道”在人们之间相互传递的意义上还有“道说”的含义，不过 这一含义是引申来的。“道”在哲学的意义上表达的也就是那些 具有终极性的方向与方式，因而关于“做人”问题中的终极价值 与方式都可以用“做人之道”来表达。也就是说，“做人之道”
完全可以表达以西方概念所表达的关于“做人”的终极价值、终 极根据与终极方式问题，如果把“道”所具有的三个方面的内容 分开并用中国话语表达，那么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道、 理、术。
3.哲学是求索人的“生命之道”的学问
在人的生命问题的意义上，“做人之道”也就是人的“生命 之道”。“做人”作为人的生命问题所具有的根本性，决定了这一 问题只能由哲学这种具有根本性和终极性的思想活动来解决。因 而，从人的生命本性与哲学的关系上，我们把哲学理解为求索人 的“生命之道”的学问，“生命之道”当中蕴涵着道、理、术三 个方面的内容。
“生命之道”所包含的道、理、术，从具体内容上来说可以 概括为“人之道”、“形上之理”和“做人之术”。
人的双重生命本性决定了人是“有问题”的存在。人的问题 在根本上是“做人”的问题，“做人”问题就是人“应当”怎样 的问题，“应当”的指向或者判断就是“道”,人“应当”做什 么样的人的问题就是“人道”或“人之道”的问题。
“人之道”是中国式的表达。按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人 的“终极价值”以及人的存在意义问题。两种表达的区别在于， “人之道”是关于人的行动与实践的问题。这一问题源于人的生 命本性，而“终极价值”与“存在意义”问题在根本上虽然也是 行动性问题，但在西方知识论的哲学传统中往往只停留在对人的 自我理解的知识论后面，进而成为与人的行为无关的在人之外的 抽象知识。因而，对这一问题只适于用中国式的表达。哲学所求索的“人之道”不是人为的主观设定，而是建立于 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论基础是对人及其生活世界的理
解，由于这种理解是具有形上性的，因此是一种“形上之理”。 “形上之理”是一种建立在形上知识基础上的理论系统。“形上知 识”不同于关于具体事物的“形下知识”,但作为知识，也具有 知识的性质，即客观性。这种知识是对人的形上领域的认识成 果，也具有客观性，其核心是对人性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及 其形成的知识在根本上属于人的自我理解，带有主观性的成分， 但作为形上知识的理解不是人的主观想象，而是对“客观”存在 的人的形上本性的把握。在这种关于人的“形上知识”基础上， 形成对人的生命及其生活的具有整体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 独立存在的知识学说，而是作为为“人之道”提供理论基础的理 论体系，即为“人之道”的终极价值提供的“终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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