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效果为主题，运用问卷调查等实证方法，对广州及周边地区公众对政府新闻发布活动的认知和社会反应进行客观评价。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从受众获取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公众舆论和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评价、突发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的效果以及突发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网络平台的效用等方面总结出影响地方政府新闻发布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为建立地方政府新闻发布应对突发事件的绩效评价机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地方政府；新闻稿；效果研究
一、研究的起源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为了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各级政府不断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机制日益完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数量逐年增加，成为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的正常机制。但从近年来的新闻发布工作来看，总是存在着新闻发布运行机制不畅、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完整、新闻发布质量参差不齐、整体实施效果不佳等各种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新闻发布效果的评价机制不完善，尤其是缺乏新闻发布的社会效果评价机制，只注重新闻发布的实施形式，忽视了公众对新闻发布的认知和社会反应。此外，学术界对新闻发布效果的评价研究很少。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是通过具体实例的分析，从系统瓶颈、传播策略、说话人素质等方面对影响政府新闻发布效果的原因进行表层分析。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探索了建立政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价体系的要素和优化新闻发布效果的途径。一般来说，关于新闻发布效果评价的研究屈指可数。其中，评价政府新闻发布效果的关键环节——对公众认知和社会反应的效果研究较少。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各种突发事件不断考验政府的风险沟通能力，这迫切要求政府尽快建立新闻发布社会效果的评估机制，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新闻发布的社会效果。基于此，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对新闻发布活动的认知和应对进行了实证调查和综合分析，为建立新闻发布的社会效果评估机制提供了现实参考。
二、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
本文以广州市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活动为研究背景和参考主体，以广州及周边地区市民为主要调查对象，采用网络调查、电话调查和街道拦截访谈等方式进行调查。调查于2011年7月20日至8月30日进行。共发出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34份，有效率89%。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年龄在16-70岁之间的正常公民，主要是调查范围内的社区居民或有固定住所的流动人口。回答者来自各个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各个行业。利用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地方政府新闻发布活动的公众认知和社会反应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试图从公众反馈和评价中找出政府信息发布的利弊，为评价政府治理的整体效果提供数据支持
1.调查显示，53.6%的受访者选择电视和互联网作为获取突发事件信息的第一渠道，其次是报纸。42.8%的受访者认为传统媒体信息可信度高，其次是政府新闻发布(35.8%)。这说明虽然网络媒体发展迅速，时效性优于传统媒体，但在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方面有优势，公众参与度也高，但网络媒体、手机短信等。在管理中被忽视，信息发布门槛低，容易出现虚假新闻或谣言，因此其可信度低。2.45.8%的受访者在了解到突发事件相关信息后，表示会通过口头传播将信息传播给他人，表明此类信息的二次传播主要是通过人际传播而非大众传播。但是在口碑传播的过程中，很容易使一些环节不准确，形成谣言。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谣言会误导他们，从而使他们偏离真相，更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因此，政府的新闻发布和新闻媒体对真相的及时报道是消除谣言的第一个有效途径，然后将基于个人判断和专家意见。这进一步说明了政府新闻发布会在消除谣言、稳定人心方面的重要性。
(二)公众对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内容的关注以及媒体报道的意见和评价
1.受访者认为，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应首先发布的信息应为“事件处理与救援”(42.7%)和“伤亡与伤害程度”(34.7%)，其次为“事件原因与动机”(14.2%)，只有少数人关注“领导动态”(3.3%)。受访者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最不满意：信息发布不完整(25.2%)、对普通民众关注不足(20.7%)、对关键问题参与较少(18.6%)、信息发布不及时(14.8%)。2.新闻媒体在报道时没有让公众知道真相。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新闻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报道不全面；第二，他们害怕报告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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