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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教育学中，教育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教育就是指学校教育。 广义的教育是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一切传授德才学艺体等内容的人类活动。 无论狭义与广义的教育都包含三大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与教育影响。因 此，我们并不把学校的出现作为教育的标志，而是把是否具备三大要素作为教
育产生的标志。
在远古与夏商周三代，中国的圣贤都是西方所谓的“文艺复兴式”的伟大人 物，即百科全书式的多才多艺的人物。无论是伏羲氏、神农氏、尧、舜、禹、周文 王、周武王等都既是发明家又是管理者，还是大教育家、哲学家与中国文化创始 人。因此，这些先辈圣贤都是教育者，而民众都是受教育者，圣贤创造发明之后 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教育民众掌握使用火、农具、渔猎工具、中草药、伺养 家畜、车船、贸易、八卦、结绳与文字等等，而这些教育影响与教学活动的记载在 经史典籍中比比皆是，在诸多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些活动的真实性。因此，在 七八千年以前的伏羲时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教育者、受教育者与教育影响和 教学活动，因此就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的产生。
随着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中医与文化的发展与完善，教育也随 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完善，到了周代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教育体制——教育组 织结构与教育制度。周代的教育体制在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但是较为系统的 记载主要在《仪礼》与《礼记•学记》中。
《仪礼》所载的六类官职中的第二类就是教官——地官司徒，地官司徒体系 中的官吏都负责周朝教育的管理工作，总共有六十种之多。其中主要教官分为 大司徒、小司徒、乡师与乡大夫四个级别。
大司徒是周代的“教育总长”，其工作范围远远超过当前国家的教育负责 人。大司徒首先要熟悉、勘察、命名、鉴定与评价全国山川、草木、土地、谷物、瓜 果、宫室、民情、风俗等很多内容，在此基础上根据百姓中不同人群的需要进行 各种内容的教化工作，从生产劳动到伦理道德、祭祀活动、行为规范、政策法令、 技术与器物等方面都要涉及。对教化无效的民众还要施以刑罚来纠正其行为。 年末还负责对所有教官进行考察、奖惩与教育。小司徒负责起草国家的教育法 令、管理都城及教化周围的民众，也负责管理本地区的其他下属教官。乡师负 责六个乡的教化工作:详细了解六个乡的人口数量、老少、贵贱、残疾、牛马等基 本状况，掌管当地的抚恤、教育、政策法令宣传、劳役、诉讼、狩猎与祭祀等活动。 每个季节与月份都要摇着木铎在集市与乡议事场宣讲政策法令，如果需要则随 时可在城中与郊区巡视。年终，小司徒还要考评六个乡官员的政绩与财物状 况。每三年上报一次官员的教育成绩与财物状况，以此作为对这些官员奖惩的 根据^ “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 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在乡大夫之下，还有州
长、党正、族师、闾胥和比长五级教官，州、党、族、闾和比都是不同范围的管理区 域，其中最小的区域是比——五家为比，这五级教官就在不同范围之内负责教 育管理工作。在地官司徒这个教官系统中，上述八种教官与其他五十二种不同 的详细分工，一起组成了周代的教育管理系统。
《礼记•学记》中简要记载了周代的学制。“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 ‘庠’，术有4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 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 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 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 ”®周代的教育组织形式或者 学校根据不同的管理羊位，从基层到国都有四类:家庭有塾——家庭学校，在党 与术这两级地方有“庠”和“序”两种教育机构，国都有“学”。各学校每年招生 一次，学制为九年，每两年一次考核，教学主要分成两个阶段——小成与大成， 其中小成又可以分为一年、三年、五年与七年四个阶段。
第一年考查学生诵读经典的能力与数量以及学生的志向；第三年考查学生 对学业的专注程度、人际交往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第五年考查学生学识的广 博程度与尊师重道的情况;第七年考查学生基于学习的论辩能力与交友情况， 学生如果通过这些考核后，就达到了“小成”的程度。经过九年学习之后，如果 学生能够触类旁通与融汇贯通，遇事具有独立判断能力，也不会违背师长的教 诲，可以达到“大成”的境界。取得这种学习成就的学生，已经可以去教化人民， 移风易俗，能够使附近的民众心悦诚服，也能使远方的民众听闻到这里教化的 名声，心生向往，这就是“大学之道”了。
教育的产生，教育的组织结构与学制的形成,为中国传统管理教育的创建 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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