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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动工：码出最简秒杀系统 (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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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自发生之日起，绵延数千年而不綴，总体上保持 着一以贯之的主题和特色。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所说的 中国文化传统既包含上述基本精神的传统，也包括现实的社会 生活方式的传统。对中国社会生活传统的分析，可以从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多方面入手。但不论我们从哪一方 面分析，都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中国社会历史能够保持 连续的一贯性，是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分不开的。在我们看 来，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相呼应，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历 史过程中，也存在一个相对清晰、一贯的管理传统，我们可以 称之为中国管理传统。当然，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述，对任何一种传统的辨识，只能提供一种整体性风貌的抽象描绘，同时也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中国管理传统的整体性风貌，可以从 其结构特征与实践原则两方面进行考察。
从结构上看，中国传统社会最显要的管理部门是政治管 理。根据《尚书》等现存文献的记载，在远古的尧、舜、禹 时期，自然治理、田耕猎狩、仪典祭祀是主要的社会活动，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第八》），当时的政治 生活就是这么简单而便捷。自禹终结“禅让制”，改行继承制 之后，中国历史便步人王朝政治的格局当中。客观地讲，现代 “管理”概念出于西方经济领域，用它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是 无法自求其满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在相当程度上 依附于政治，并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 因在于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所实行的土地“国有”制度。说是 国有，实质上就是皇姓家族所有。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皇权 政治以来，“这个王国就被置为统治者的家产，并处于官僚制 行政的管理之下”。G马克思•韦伯把这种“家产制”视为中 国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支配者及其官 吏或许会抓住新的营利机会，垄断这些机会，从而剥夺了私人
经济赖以形成资本积累的养分”。G实际上，中国古代经济的 主体是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 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 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在工 商业领域，小手工业者同样不具有什么影响力，倒是那些经营 盐、铁等产业的官局占有重要地位。但这种官局本来就是由国 家政权直接控制的，其经营宗旨、目的、方式与政权息息相 关。即便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私营商号发展起来，但 其受制于政权的性质依然未有根本的改观。
在我们看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管理与今天作为一种服 务概念的政府行政、公共管理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 表现在中国古代政治管理的宗旨是维护当权者的统治利益，也 表现在其运行逻辑及由此造成的公共生活的缺失上。中国古代 政治运行逻辑的典型特征是大力运用宗法关系，形成“家国 同构”的社会格局。由于农业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在中国 古代社会结构中，家族和国家成为仅有的两个起决定作用的组 织系统，缺乏中介组织。因而家庭成为依托点和整合对象。家与国的这种近距离接触和“对峙” 的社会特征为“家国同构”关系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样是由 于分散的、仅有有限产出能力的农业自然经济的存在，以及中 国人匮乏“救世”的宗教观念，便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于 “明君”和“圣上”“宗法”以氏族血缘为自然纽带，以“敬 宗”为思想基础，在上层社会表现为地位世袭制，在民间则 表现为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
应该说，“宗法”观念就其原初的意义来说是不乏积极性 的，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塑造中国人的亲情传统具有重要意 义。但“宗法”观念一经儒学及统治集团的利用与改造，其 思想控制的反动性就表现出来。“忠臣以事君，孝子以事其 亲，其本也”（《礼记•祭统》）。由于在上的“国”的力量明 显大于在下的“家”的力量，因而所谓“忠孝一体”的论调， 其直接功用就是以事君的“忠”来调用事其亲的“孝”，从而 使后者为前者服务。家与国的这种非对称关系也极大地排挤了 公共生活空间的生长机会，使中国古代没能像西欧那样形成具 有自治意识的市民社会。事实上，中国古代分散的宗族力量根 本无法对抗在其对面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因而不得不反过来依
〇舒敏华：“‘家国同构’观念的形成、实质及其影响”，以求生存和发展。这样一种境况，更使得中国的 “市民社会”无法通过独立发展来实现其内部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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