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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关系”这一概念主要是描述性的，用以指称 事物之间的相关、联系。但在中国文化中，“关系”概念却同 时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方面，在我们看来，“关系”是理 解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中国文化中，自我并 不是一个个的自我，他对自己的存在、独特性、方向感、目标 和意愿均没有很强的自觉。自我与非自我间的界线不清，人我 的疆界不清。中国人的自我可称为“关系性”自我。他对其 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觉察能力。别人在自己现象世界的出现 与自我的浮现，已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自我与他人同体，并 在现象世界中分化开来，形成“在他人关系中的自我”。因 此，要理解中国人的行为与心理，其“策略性的分析单位并 不是单独的个体或情境，而是‘各种关系中的人’以及‘关 系中的人们’”'另一方面，“关系”也是中国人日常行为所 诉诸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人之所以注重“关系”，从根本上 是由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路径决定的。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进程来看，个体的挺立取决于氏族、家庭基础的削弱，但在中 国这一进程并没有完成得很充分，因而出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所 谓的家国二元与同构的现象。这种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最为原始的自然血缘关系延伸开去的，而血缘关系是一种无法 选择和摆脱的天然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最为直观、可靠的关 系。由于这一点原因，便积累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建基于伦理 本位的关系格局。著名心理学家许烺光曾使用“心理社会均 衡”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人的行为心理特征。所谓“心理社 会均衡”，就是由于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人际互动的因素 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因而每个人都必须尽力维持其精神与人际平衡，使其保持在令人满意的水准之上。G然而，正如我们 所知的，这种“心理社会均衡”只能是临时性的、动态的表 现，在更多的时候，人们必须面对各式各样的人际失衡和冲突 的状况。于此，中国人又发展出了其极富文化性格的冲突化解 模式。黄光国认为这些模式包括顾面子、阳奉阴违、抗争、迂 回沟通、调解、忍让、妥协、破裂等。®应该说，人际冲突的 化解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人际关系的协调过程。在我们 看来，上述所举的冲突化解模式内在地包含了中国传统的人际 协调方法。如果把这些方法置于组织管理的情境之下，则又可 视为中国管理协调方法的具体表现。
第5章中国式管理方法研究
“人情”是中国社会运作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人际协调 的重要手段。梁漱溟就曾指出，“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倚重 于家庭亲族间，到最近方始转趋于超家庭的大集团；‘因亲及 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人情， 从其原初的意义来讲，就是人的感情或世俗常理，但在相关的 研究中，学者们关注最多的却是它的互动与互惠内涵。“欠了 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再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 互助合作。”0 —般认为，人情的运作逻辑是“欠”和“报” 的交替往复，即有欠必有还，有恩必有报。但这种“欠”和 “报”不是严格的平等交易行为，其涉及的生活面是极为广泛 的，既可能指向实际的财物馈赠，也可能指向某一方出现困难 时另一方的伸手援助。应该说，后者是人情法则中最为实用和 功利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情的建立一方面稳固了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得双方的权力、关系、威望等 社会资源实现某种程度的共享和流通，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 人情储备能够帮助自己从意想不到的困境中顺利脱身。应该 说，单一的人情关系是有限的，能够解决问题的范围也是狭窄 的。但由于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网络性特点，人情的这一弱点 便大大得到弥补。在现实中，人们为了解决某一难题，可以通 过人情的传递，由近及远，逐步找到可用的人情。在我们看 来，这一点对于中国人协调人际关系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它往往能使直接沟通所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间接的方式 得到协调。当然，“中国人是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e的， 也就是说，这种协调方法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对公共规 则的挑战和破坏。
“面子”是中国管理协调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手段。黄光国 认为，个人的“面子”是其社会地位或声望的函数。个人在 其关系网内的社会地位或声望可能是由其归属的地位而获得 的，比如性别、家世、祖籍等；也可能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获 得的，如学识、美貌、能力、财富、权威等。此外，社会关系 也可能成为个人“面子”的来由。“面子”不仅牵涉到个人在 其关系网中的地位的高低，而且涉及他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 以及他可能享受到的特殊权力，因此，在中国社会中，“顾面 子”便成为一件和个人自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情。G
第5章中国式管理方法研究
在我们看来，“面子”的协调功能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来 理解：
其一，对于自身而言，几乎每个人都倾向于处处“争面 子”，即在别人或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最光彩、风光的一面。 “争面子”的目的，表面上是维护自尊，深层次则隐含着借以 抬高自身威望、增强自身在人情交往中的话语权的意愿。
其二，在组织情境中，上级的“面子”具有绝对优先权。 为了让上级感到很有“面子”，下属人员往往通过言语、行 动、暗示等方式为其创造显示权威、能力、成就或美德的象征 性信息。例如，在公开场合对上级作出赞颂，有意强调上级的某一方面的成就，或者在表述自己的成就时，将主要的原因归 结于上级、领导的“英明决策”、“亲切关怀”，都能达到上述 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的“面子”实际上是做出来的。 通过“做面子”，上级的自尊获得满足，心情变得愉快，同时 也势必对下属产生良好的印象。一般来说，这一方法在拉近和 稳固上下级关系中能够起到显著的作用。当然，在某些情况 下，上下级之间也可能出现不太和谐的情况，比如上级不满下 级、下级对上级有意见等。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的“面子” 依然要保全，那么，下级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上级采取“敷衍 面子维持表面上的顺从和恭维。
其三，人皆有自尊，作为一个英明的上级，当然也不可不 顾下属的“面子”。事实上，如果上级对下属的“面子”需求 加以适当重视，并尝试从下属的立场上思考管理协调问题，往 往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比如，根据“面子”法则，对 下属的表扬宜选择在公众场合，而批评则最好采取私下的、较为 委婉的方式。有些时候，上级如果能突破传统的等级观念的限制， 对某一下属人员表示关怀或帮助，则往往被视为下属的一种特别 的荣耀，会让其“面子”大增。总之，“面子”是中国社会的一 种重要的社交符号，它的管理协调功能是不可小视的。
由于决策行为的利害攸关，高明的决策者通常应具备当机 立断的勇气和魄力。在东汉末年军阀纷争的初期，袁绍本来是 其中地域最为广阔、军力最为强大的势力集团。谋士沮授建议 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范晔：《后汉书• 袁绍传》），即以挟持汉帝为政治基础，不断壮大力量，以图 逐渐消灭其他反叛势力，统一全国。而另外的谋士则提出反对 意见，认为这样做会增添“动辄表闻”（经常上表请示天子） 的麻烦。袁绍犹犹豫豫，最终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后来曹操 抢先一步，挟持汉帝于许都，使袁绍丧失了一次极其关键的战 略先机，并迅速败亡。袁绍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不明利 害、优柔寡断造成的。应该说，在重大问题上能否当机立断， 反映了决策者的决策水平的高低。同时，当机立断也是决策者 良好的综合素质的体现。
首先，这需要决策者具有准确的判断机遇的能力。老子认 为，当事物的变化已十分明显，以至于一般人都能感觉的到的 时候，决策者再采取措施，往往已经为时过晚了。“为之于未 有，治之于未乱”（《道德经•第六十四》），只有在事物刚刚 显露出变化的端倪之时就有所应对，才能赶在机遇到来时乘机 而取，一举成功。当然，这种能力不是一时可以达成的，而是 赖于决策者对事物的长期“见微知著”的洞察和审思。
其次，要真正做到当机立断，决策者也必须勇于承担决策 有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我们知道，决策总是存在风险的，那 些需要决策者作出“当机立断”决断的决策则往往最具风险。 俗话说，“不成功，便成仁”，在成功的可能性不甚明确的前 提下，一般人都会表现得左顾右盼、举棋不定。这个时候，最 能显现出决策者是否具备果敢的魄力。隋炀帝后期，唐王李渊 奉命剿灭各地的叛乱势力。其子李世民陈述隋朝必亡、天下必 乱的大势所趋，并力劝其乘势起兵，改朝换代。李渊犹豫不 决，但最终在李世民的坚持下举旗反叛。不过，李渊对反叛能够最终成功并不抱太大希望，只是提出“今日破家亡躯亦由 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资治通鉴•隋纪七》），反映了他 为决策风险恐惧的内心状态。
再次，由于中国古代决策程序的特殊性，决策者往往要面 对来自下属的各种不同的建议，这也无形中给决策平添了难度 和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要做到当机立断，就必须尽量 快速而客观地评判各种意见的合理性，这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尤为困难的是，决策者的判断还有可能受到其对下属主观 好恶的影响。因此，这又要求决策者能够广言兼听、近贤远 佞，避免类似袁绍的失败。
决策因于对事物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判断和假设，而事物现 状及发展趋势总是由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因素所决定的。在 现代管理学研究中，我们一般把决定事物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这 些条件称为变量。实际上，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探究 不同变量及其总体是如何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并以此来制定 富有针对性的处理办法。由于变量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因 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事物的发展方向也不是完全确定的。基 于这样一种事实，任何决策都存在风险性，因而决策者应该对 变量的发展轨迹有充分的估计和预测。同时，决策的实施过程 也应该立足于新情况，采取权变制宜的策略。
中国古代尽管未能产生科学、系统的权变思想，但在决策 过程中却显现出对变量因素的高度重视。总的来说，以下一些 因素是在中国古代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变量：
其一是“事”的变量。对具体问题要有具体分析，切不 可一概而论，这是中国古代决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孙子指出， “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 有所不受”（《孙子兵法•九变篇》）。在作战中，必须判断哪 些道路不能走，哪些军队不能触犯，哪些城池不能攻打，哪些 地盘不能去争；在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考虑是否完全执行君 主的命令，因为君主不一定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因而作出的 命令有可能是错误的。在孙子看来，真正懂得用兵的将帅，必 须精通在各种情况下机智应变的利弊。
其二，“地”的变量。同样的事情，放到不同的地方、不 同的层次，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而也不可生搬硬套以 往的经验或者书本上的教条。管子深谙此道理，认为“以家 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 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 下”（《管子•牧民》）。即不能用管理家庭的方法来管理乡里， 也不能用管理乡里的办法来管理国家，更不能用管理国家的办 法来管理天下。“天下之大，田赋之多，人民之众，固不可以 一切之法治之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六》）。管理上 应该分清层次、因地制宜，才能切中关键。
其三，“时”的变量，即吕不韦所提倡的“以事适时”。 “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吕 氏春秋•召类》）。相传齐桓公向管子请教调节经济的措施时， 管子提出“国准者，视时而立仪”，“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 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 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 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管子•国准》）。不同历史 条件下，决策者所关注的重点也应不同。除了上述三个常规变 量外，中国古代决策者在决策时还必须将上天之命、祖宗之 法、圣人之言等社会历史因素纳为决策依据。特别是对于天命 之说，历朝的统治者都奉为重要的决策原则。为了求问天命， 中国古代发展出了实用主义的巫术和星象学。夏商周三代，巫 史一类人物在国家决策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三代以降，随着 人们认识的提高，巫术式微，但星象学得到保留和发展，对国 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依然产生重要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古代决策 方法体系中存在不科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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