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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士与决策者之间是一种松散的从属关系。谋士的价值,恰恰在于高 出一筹的决策能力。但谋士在决策中的作用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关键 在于君王将帅能否识才用才。管仲能辅佐齐桓公争霸天下,功在于鲍叔的 荐举。但管中与齐桓公最初却是敌对的关系,鲍叔随齐公子小白做事,管 仲随公子纠做事。到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因争夺君位失败而死,管仲因 射伤公子小白被囚。但此后鲍叔却向桓公荐举管仲。管仲受到重用,助齐 桓公九合诸侯。对此管仲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

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 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 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 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 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在鲍叔和齐桓公身上,所表现的是 那个时代对谋士的器重和惟才是举的观念,对此谋士则报之以功,知遇而 尽其才。因此,从春秋战国起,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谋士价值取向:为其 所用。在家天下的观念之下,“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样谋士参与决 策,就形成观念上的制度,特别是在各代不同政治集团的大决战中,谋士 的作用更为突出。

谋士参与决策的主要方式是献计。他们不仅是计谋的制定者,有时还 是计谋的实践者。这一点在春秋战国独特的战略环境中更是如此。

秦国以武力相威胁向周索要九鼎,周君为此深感不安,急告颜率。周 臣颜率请求去齐国求救。颜率到达齐国,向齐王述说秦国无道,欲兴兵胁 迫周求九鼎一事,并说周国君臣私自谋划,认为将九鼎给秦,还不如将其 归于齐国。齐王欲图九鼎之利,遂发兵5万人救周,秦军只好作罢。事后 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深患此事。颜率再次去齐化解危机。颜率至齐询问齐 王如何运回九鼎,齐王说经魏或经楚,但均被颜率否决,他指出这两国想 得到九鼎已谋划多时。最后颜率说:“夫鼎者,非效酰壶酱甄耳,可怀挟 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 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 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 九鼎非一般的器物,它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因而从什么地方运回齐国,只 是一种表象,在其背后,隐含了诸侯对九鼎的激烈争夺。齐王也深知,在 大国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齐国想独得九鼎是不可能的。因而最后他对颜率 说:“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他在无奈之中放弃了九鼎。这段记述, 虽说有些夸张,但谋士之功,尽存于利害之辨中。利用大国的矛盾,借力 制衡,是颜率计谋成功所在。此例仅是无数个谋士献计决策的一个缩影。

谋士参与决策的制度,是时代的产物。谋士源于士,但士不一定能成 为谋士。春秋战国的养士之风,其目的在于造就大量的谋士,但能与孙膑 等大师比肩的却寥寥无几。春秋战国士的修养多与后世不同。士者开始追 随某一学派,其后在实践中增长才识。有的还自创新的学派。像墨子这类 大家,虽然其位远髙于谋士,但入士的经历却有其共性。据《淮南子•要 略》载,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另立新说,聚徒讲学, 有弟子数百人,与儒学同称显学;吴起也始学于儒学,后向兵学方面发 展,成为著名的军事家;有些虽无明显的师承关系,但就其学说而言,有 一家之言的独特个性。像商鞍,年少时喜欢法家学说,长大后当了魏相公 叔痤的家臣。公叔痤曾向魏王推荐商鞅,称他身怀奇才,魏王不以为然, 后商鞍到秦国被秦孝公重用,成为著名的权谋家,并进一步发展了法家学 说,成为这一学派的著名代表。

秦统一中国之后,先秦那种师承式的谋士在学派方面的界限已不十分明显,谋士受教育的系统性也不如先秦,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集杂家之 学,用于乱世之谋,在实践中脱颖而出。

秦汉著名的谋士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 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这是司马迁对陈平成长经历的概述。除了 读书和游学之外,无更多学业方面的信息。就读书内容而言,“本好黄帝、 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钆即开始陈平学黄老之 术,等到在集市卖肉为生时,已远离黄老的教诲。但此后却在权谋方面智 髙非凡。从陈平的生平中,已看不出先秦那种师生习文、“教学相长”的 学习模式所留下的印迹。但这并未阻止陈平成为著名的谋士。在楚汉战争 中,陈平成功离间项羽君臣,使楚汉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刘邦追击匈奴遭 围后,陈平用计解白登之围;后任丞相之职后,“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 振国家之患”®。

三国时期的谋士大家,像曹操,在性格上“少时机警,有权数,而任 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在学识方面“博览群书,特好兵 法”®,在战略谋划方面明显高于对手。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 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 躬耕于野,不求闻达” ®。诸葛亮虽躬耕于陇亩之间,却在游学中,心怀天 下事,“中国饶士大夫,遊遨何必故乡邪!”®后来刘备“以亮有殊量”, 三顾茅庐。诸葛亮择主出仕,27岁开始辅佐刘备而闻名于世。司马懿出身 于东汉世家大族,年少时“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曹操招他为文学 椽,后常与太子曹丕计议军政要事,“每与大谋,辄有奇策” ®。总之,这 一时期的谋士,从民间到仕途,顺应了乱世之变的时代要求。他们在决策 中的作用和对决策制度的推行,为新生政权决策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人才的选拔制度实现了公平,但人 才多样化发展的主流却不再重现。这一时期的谋士,一些是精通兵法的武 将,一些则是熟读儒家经典的为官之人。李靖是唐代著名军事家,精通兵 法。其家世代为官,舅父是隋朝名将韩擒虎。李靖20多岁就任隋末马邑 郡丞,李渊攻克长安时降唐,受到重用。后随李世民征战,其奇谋智慧后 汇集于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显然,作为军事家和谋士双重身份 的李靖,与春秋、秦汉时的谋士相比,他对前程的选择非常有限,“良禽 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事的谋士人格力量,已难显其本色。李靖可谓 是武将出身的谋士代表,而纯粹靠读四书五经入仕的谋士,他们的特点也 与此没有实质性区别。朱元璋的著名谋士刘基,是元朝浙东地主阶级知识 分子中的代表。他23岁举进士,26岁任高安丞,最后任江浙儒学副提举, 一心一意为元廷效力。在反元农民起义的大潮中曾隐居三年,世人“以诸 葛孔明目之”,被称为“王佐之才”。其后选择朱元璋,为其帝业之功出谋 划策。但可悲之处,在于不慎受陷,即在明初卷入与淮人官僚集团利益角 逐之中,最后落得个死因不明的下场。

隋唐后的谋士与先秦和秦汉、三国 时期的谋士相比,其才智和队伍远不及 从前。先秦的谋士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 境,今天事魏,明日事秦,人才的流动 自由,不会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此外谋 士是各学派的代表,多元化的文化氛 围,大大提升了谋士的决策水平。三国 时期的谋士基本也保持了这一特色,但 从唐代以后,主流文化从融合走向单 一,使谋士的知识结构定势化,儒生即 谋士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情况在汉文 化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圈内,儒生的计谋往往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作用。 像耶律楚材,出身于一个契丹贵族家庭,但从小接受的是汉文化教育。这在当时的辽、金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耶律楚材从小博览群书,尤其精 通经学、史学,并逐渐成长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成为成吉思 汗的谋士后,儒家的智慧通过他参与决策而融入了蒙古人的战略中,大大 提升了成吉思汗等蒙古军统帅的决策水平。比如耶律楚材仕蒙后,希望蒙 古统治者能改变其惯用的尚武轻文的治国方略,改用儒家的讲求仁义的政 治主张来治国。一次,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得到一个名叫“常八斤”的弓 匠,此人以善造良弓而深得成吉思汗的赏识。常八斤时常夸耀自己,说: “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说:“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 可不用治天下匠耶?成吉思汗闻听此言,深为赞许,此后,对他更加信 赖、重用。耶律楚材在胡化与汉化、屠城与怀柔、旧制与新制等方面的决 策中,成功地把儒家的智慧运用其中,纠正了蒙古人在决策方面的偏激行 为,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儒家谋略, 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价值。但在同一文化体系之下的儒家谋略,与 先秦的百家智慧相比,则显得有些苍白。这不是儒家文化的过错,而是文 化制度的历史缺陷造成的。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在上升期所 形成的谋士决策的制度逐步走上了下坡路。在历史的中后期,我们已很难 看到像姜子牙、张良、诸葛亮等那样的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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