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热门事件

《李的西班牙文篇的《世界军事》系列》，载于《大国崛起》:

宗教激情，权力诱惑

与葡萄牙相比，西班牙本质上是一个大陆宗教国家。西班牙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从争取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激烈斗争的中心。它收复失地，建立统一的西班牙王国后，因国力强大而无法抵挡权力的诱惑，渴望参与欧洲大陆的外交斗争。宗教偏执助长了权力的诱惑。西班牙始终坚持天主教原教旨主义，积极维护教皇权威，主张天主教世界的统一，坚决抵抗穆斯林侵略者，并承担了额外的战略负担，最终粉碎了帝国。

与葡萄牙相比，西班牙的优势在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能力行使大征服战略，建立起真正中央集权的领土殖民帝国。1519年，由于哈布斯堡家族复杂的政治联姻，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领土，进而继承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位，掌握了欧洲核心部分的权力，从而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君主国家”，被称为“太阳永不落山”的帝国。然而地缘政治困境由此而来，西班牙帝国站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对抗的第一线。即使以后再次脱离奥地利帝国，这种义务也没有因为家庭和宗教感情而被削弱。而且这个庞大的帝国引起了当时欧洲边缘国家和帝国如英国、法国、荷兰等新教统治者的嫉妒和恐惧。对于这种超级大国和单极霸权，这些国家和帝国的新教统治者会希望迅速摆脱它。即使这个大帝国的存在有利于打击东方异教徒的攻势，也不会改变这些现实主义政治家的决心。

1555年，当查理五世皇帝(前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因内外危机而分裂帝国时，他根据不同的战略方向将奥地利帝国和西班牙帝国再次一分为二。奥地利专注于德国，面对土耳其的挑战，西班牙专注于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帝国，将富裕的荷兰分配给西班牙，是改善帝国地缘政治困境的途径。但独立革命在尼德兰爆发，英国人对尼德兰革命的支持导致了英西战争。西班牙军队干涉法国内政，导致法西战争。西班牙帝国三战皆败，国家大衰。最后，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西班牙在欧洲的优势被法国彻底终结。综上所述，西班牙帝国的外交政策追求的是抽象的荣耀而非现实的利益，其义务与其实力不对称，导致其自身资源的长期流失，这是其未来彻底失败的根源。

喜出望外，无所事事

尽管占领了一个富裕的美国殖民国家，但由于国内社会商业模式的重大缺陷，西班牙收集的大部分金银财富流向了其他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该国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状态，最终财政破产。西班牙统治集团没有保护本国工业的意识，由于金银不受控制的流入导致价格飞涨，导致其工业产品成本迅速上升，竞争力丧失，从而错过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机会。国外相对廉价的工业品蜂拥而至，导致高额利润流入荷兰、英国、法国，推动了这些国家西班牙热门事件的工业革命，也正是这些国家在未来联合起来打败了西班牙帝国。

由于贵族政治的有害残余，西班牙王国由国王直属地区和瓦伦西亚、加泰罗尼亚等几个享有免税等特权的地区联合而成，阻碍了西班牙真正的中央集权。作为合并葡萄牙帝国的代价，葡萄牙所属地区只享有经济权利，不承担任何经济义务。所以整个西葡联合帝国的财政支出大部分由国王直接管辖的两个不发达地区卡斯特尔和阿拉贡供给。由于殖民帝国的财富直接作为债务输给了其他国家，为了改善财政状况，帝国对富裕的荷兰和意大利进行了敲诈勒索，但导致了这些地区的不断抵抗，并派兵镇压，进一步恶化了已经极其糟糕的财政状况。

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有很大的成功机会。因为几百年来举国上下都在专注于独立统一运动，缺乏像葡萄牙一样由杰出领袖亨利王子领导和策划的航海传统，没有为海外扩张作出长期的技术积累和人力储备。西班牙的海外帝国是出于对葡萄牙海外帝国的羡慕和模仿而建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几个主要外国航海家的偶然发现。与葡萄牙严格保守海事、商业和技术秘密，尽可能排除外国竞争对手的作风相反，西班牙由于缺乏海事传统和家族，不得不依赖外国航海家。比如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是哥伦布寻找亚洲新航路的副产品，而占领菲律宾则是麦哲伦全球航行的副产品。由于我国长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运输业长期被荷兰等国的商人和海员垄断。西班牙通过开采墨西哥的银矿维持了菲律宾、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三角航行和贸易。这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银贸易路线，掌握这些路线的水手大多是亚洲人。

由于长期独立统一战争运动的传统和天主教的影响，西班牙人民以身为军人和牧师为荣，或者是勇敢的战士，肆无忌惮地征服和掠夺海外殖民地；或者君子比喻义，重在传播福音，拯救异教徒的灵魂。作为一个精英贵族，他奢侈浪费，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如何保持海外增长的巨额财富。犹太人和摩尔人，西班牙的传统商人，在天主教会精神专制的影响下，被迫害为异教徒。其国内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从未有效利用过殖民帝国的巨大资源，对外征服更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宗教狂热。不甘心之后，有很多元素可以炫耀国力。这些社会行为模式和经济社会结构不利于高效商业帝国的建立和运作。

到处树敌分散注意力

1580年，西班牙帝国再次

处于极盛的顶点，这一年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被纳入了帝国范围，就在第二年，因为富庶而饱受西班牙王室巧取豪夺的尼德兰宣布独立。此后就是西班牙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史进程：镇压尼德兰的长期战争耗尽了西班牙的国力，英国的低地国家政策就此成型，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败于英国，国势从此一蹶不振；在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中，被法国彻底终结欧洲大陆优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所引发的独立和革命浪潮中，失去美洲帝国；在十九世纪晚期，老朽的西班牙帝国受到新生的美利坚帝国的挑战而最终失去了菲律宾和古巴。

在西班牙帝国的极盛时期，为了称霸欧洲和维护殖民帝国，不仅在尼德兰、英吉利海峡、法国和意大利大打出手，还要在遍布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殖民地进行战略布防。为了履行家族和宗教义务，而且还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当时基督教世界最沉重的战略负担——在地中海与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进行战略对抗。这一对抗，耗费了无数的财富和人力，导致帝国在外交战略上动弹不得，除了那些虚幻的宗教威望以外，看不出这一举动哪里能够改善西班牙的竞争地位和国家处境。如果西班牙帝国能够自我克制，安心以比利牛斯山脉为天然疆界，避免介入欧洲大陆中心部分的冲突，它本可以在守住门户的基础上保住海外殖民帝国的。事实上，十八世纪的时候，当时西班牙事实上已经无力保护其海外帝国，之所以能够继续拥有这块巨大的产业，完全是得益于欧洲大陆大国的外交均势，任何一个大国（主要是英法两国）都不愿意看到另外一个国家因为攫取西班牙海外帝国而如虎添翼。

英国干涉尼德兰革命和鼓动葡萄牙独立是英西战争的导火索，是西班牙帝国衰败的开始，也是荷兰与英国崛起的先声。英国与尼德兰一贯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尼德兰是英国羊毛的出口地，出于经济利益和维护欧洲大陆均势的需要，英国一贯支持尼德兰对大陆军事强权保持独立与自由，英国欧洲大陆外交政策的基石的“低地政策”就此成型。西班牙干涉法国国内宗教战争以及法国随之而来的反抗也是法国崛起的先声。由于法国内部的宗教分裂和王位争夺，导致西班牙出兵干涉法国的王位继承，其后的法国统治集团，为了捍卫民族独立，举全国之力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班牙帝国与奥地利帝国，为此甚至背弃了天主教意识形态，与新教徒国家瑞典和穆斯林国家奥斯曼土耳其在外交上结成了联合战线。葡萄牙帝国虽然被西班牙帝国合并，但是作为丧失政治独立的代价，葡萄牙在经济上完全自由独立，对于西班牙来说，合并葡萄牙是一桩在经济上的亏本买卖，丝毫无助于增强西班牙帝国的力量。而且为了防范和镇压葡萄牙的独立运动，西班牙帝国分散了经济和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顾此失彼。墙倒众人推，作为欧洲一切后起国家和弱势国家众矢之的的西班牙帝国不倒也难。

天命人事，缺一不可

葡萄牙西班牙崛起的共同原因是，崛起时刻极其幸运，扩张时并不引人注意，也没有其它国家的干扰，而它们所面对的扩张对象不是过于弱小，不堪一击，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中心焦点地区。葡萄牙崛起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集中全力在东欧和奥地利帝国决斗，在地中海与西班牙舰队争雄；阿巴斯波斯在和土耳其长期争夺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高加索地区；莫卧儿帝国在对付内部土邦分裂势力，明代中国和日本幕府政府则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因此他们对出现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上的葡萄牙舰队和商船都熟视无睹，听任他们占领那些富有战略意义上的小岛和港口而无动于衷，只要他们不打算深入大陆帝国的统治中心。与葡萄牙直接对抗的是那些地处交通要道上的依赖商业贸易的小国，而那些小国在与葡萄牙的对抗中处于劣势。

葡萄牙的机遇也和西班牙帝国在正面承受奥斯曼土耳其战略压力有关，由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裙带关系，西班牙和奥斯曼土耳其在地中海与长期为敌，土耳其帝国海军的战略中心在地中海，从而忽视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活动。而与奥斯曼土耳其作对的阿巴斯波斯，则不惜与异教徒哈布斯堡帝国联合起来对付奥斯曼土耳其，把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的出现当作是一种助力，因此才慷慨大方地出让霍尔木兹这个据点。

西班牙的海外扩张也相当幸运，征服印第安人居住的美洲新大陆和菲律宾群岛都是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在武力上有着绝对优势。印第安人的两个帝国阿兹台克和印加其组织程度和动员能力都非亚欧大陆上的传统帝国可比。因此，在建立殖民帝国的过程中，西班牙缺少那种与大帝国长期较量、失败与妥协平衡的经验积累和感受，很少能够细微地区别大权力中心的长短之所在，同当西班牙自身也成为一个超级强权而且与另外一个超级强权搏斗的时候，那种缺乏自制与平衡的特点便暴露无遗。

西班牙人对天主教有着极为虔诚和炽热的感情，西班牙的独立和统一得益于这种炽热的宗教情感的驱使，但正是这种过分的宗教情感妨碍了维持一个大帝国长盛不衰所必需的现实感、平衡感和中庸感。同时，在这种教义下催生出来的对天主教世界帝国的追求，干扰了西班牙在独立战争和统一运动中已经产生的民族国家意识，从而妨碍了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对国家外交利益的清醒判断。这种极端的宗教意识形态对西班牙国内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多元化也毫无益处。西班牙的决策层未能对自身成功的基础明察秋毫，也认识不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未能找到维持帝国长盛不衰的成本最低的扩张与统治方案。

葡萄牙作为一个全民皆商的海洋商业民族，似乎较西班牙人似乎更适应近代商业文化，而且葡萄牙统治集团把天主教的传播作为维护帝国统一的纽带甚为成功。但是葡萄牙照样受制于天主教保守的宗教文化传统，还是未能发展出一种足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新的文化。

葡萄牙和西班牙衰落的共同原因是，殖民帝国的财富不能有效地推动技术进步，也不能引发社会与经济革命，因此它们的领先优势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无法长久的维持帝国的强大。在丧失盛产金银的美洲殖民地以后，更是一蹶不振。葡萄牙和西班牙本质上都属于前现代民族，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深刻洗礼，也因此而未能把握住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拿破仑征服和改造的良机。尤其是当两个帝国在十九世纪彻底衰落后，苟延残喘之余，它们的行为模式开始日益趋同，为了维护残存于非洲的殖民帝国，内政日趋保守。两国殊途同归，最终在内政上都彻底倒向了极度守旧和专横的法西斯体制，葡萄牙出了个萨拉查教授，西班牙则变本加厉出了个佛朗哥将军。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西欧人认为欧洲的边界是比利牛斯山，拒绝承认葡萄牙和西班牙为欧洲文明国家。这种歧视性待遇，与这两个国家在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开西欧风气之先，被西欧各国争相效仿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

两种路径，两类国家

十五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一对殖民帝国的崛起引发了西欧列强模仿和追赶的狂潮。由于追赶国家在民族文化传统、地缘政治处境、大国力量对比、国际权力结构和外交利害关系的不同，领先者和追赶者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继承和模仿的脉络。

葡萄牙—荷兰—英国这一系列的国家可以归结为一个大模式即“海洋商业帝国模式”。

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天生有着生意人的精明头脑，在建立殖民帝国的过程中，善于以小博大，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它们在征服战争中，有明确的，经过利害关系和经济利益算计的征服对象和目标，而不是漫无目的的以征服全世界为荣。它们获得胜利时容易自我克制，不为己甚，避免把对手逼上梁山，走上决一死战的道路。在自身实力下降，对手实力上升，不可避免走向衰落的时候，它们能够主动进行战略退却，而且其过程往往是相对缓和的，善于以妥协退让求得本国的长期生存。因此，它们的征服成果往往能够长久，而失败往往是有限的，相对和平的，很少看到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局面。

西班牙—法国—德国这一系列的国家也可以归结为一个大模式即“大陆军事帝国模式”。

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往往有着传统欧洲贵族和骑士的豪侠之气，其推行海外扩展战略往往是出于对领先国家的羡慕，而不是出于深思熟虑的全国整体战略。它们在扩张、征服和争霸的过程中，往往只算政治帐，而不算经济账，夸耀武功，不计成本。虽然它们也曾经拥有大片的海外殖民地或欧洲势力范围，但是由于国内思想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不善于把这种外在的优势转化为自身的力量。同时又因为历史恩怨、宗教情感或者意识形态的驱动，它们经常在外交上走极端，追求永远的胜利和绝对的霸权，最终却四处树敌，一败涂地。由于不善于在外交上进行妥协与平衡，它们的失败过程往往极为惨烈，很少看到它们能够主动退却以最大限度地保住残余的帝国。随着它们走上世界舞台的序列一个比一个晚，它们旋起旋仆的节奏一个比一个快。

正是这两种崛起路径和两种类型国家的存在，欧洲近现代史才呈现出列强争雄，你追我赶的大发展局面，从而奠定了人类近现代文明的基础。这些国家之间的外交斗争范例也丰富了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宝库，对当今时代的外交斗争有着模仿、借鉴和启迪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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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现在闹出骚乱 首都马德里遭遇严重骚乱

加泰罗尼亚人抗议西班牙宪法法院

然而，这场审判已经拖了四年。其实《自治条例》的2006版已经运行了四年，没有法律授权。在加泰罗尼亚，根据《自治条例》的2006版本出台了几十部法律，引发了更大的宪法危机。与此同时，在宪法法院的听证会上，加泰罗尼亚的独立情绪也在发酵，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媒体之间的批评从未停止。2010年6月判决发布后，加泰罗尼亚的独立情绪进一步高涨。他们认为这反映了他们在西班牙“缺乏地位和尊严”，支持独立的人数一度增加到48%。随后，加泰罗尼亚独立人士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在2015年的地区选举中，独立政党联盟赢得了135个席位中的62个，获得多数，但没有绝对多数。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进行很多独立的活动。这期间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律，包括2013年1月23日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加泰罗尼亚人民主权与自决权宣言》，赋予加泰罗尼亚独立以法律合法性；《自决公投协商法》 2014年9月19日通过；2015年11月9日《加泰罗尼亚独立进程行动宣言》通过。

2017年9月6日，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获得地区议会批准，9月7日，西班牙政府立即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宪法法院以公投法案违反宪法依据为由宣布公投法案非法，并暂停一切活动。结果，加泰罗尼亚仍然坚持在10月1日举行公投，其中92%支持独立。但这个结果其实是很多反独立选民没有响应西班牙政府的要求去投票站投票的结果，公投的投票率只有43%。按照一般观点，在750万人口的加泰罗尼亚，持坚定独立态度的人只有200万左右。即使从540万有投票权的居民来看，也不构成多数。此外，欧盟、美国等国家都表示不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所以总的来说，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实际上仍然不可行。

西班牙政府在全民公决前后直接进入加泰罗尼亚，解散了民主普伊格政府。普伊格的德蒙当时“流放”到比利时，而今年10月14日被判刑的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导人是普伊格民主政府的重要官员。所以这句话的本意是宣布西班牙相对于加泰罗尼亚的最高权威，它会毫不犹豫的引发目前的骚乱。

普伊格演示

再往前看，西班牙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是加泰罗尼亚渴望独立的根源之一。西班牙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所以和有自治倾向的加泰罗尼亚相比，一直存在内部紧张。但是加泰罗尼亚也不是没有信心，需要服从中央。拥有16%人口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创造了西班牙20%的税收。其实是西班牙其他相对落后地区的输血者。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加泰罗尼亚突然成为负债最重的地区之一，当经济形势恶化时，更多的财政负担成为独立情绪的催化剂。很多加泰罗尼亚人认为自己是在西班牙输血，是西班牙中央政府剥夺加泰罗尼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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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与许多国家分离主义呈现的暴力分离不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基本上是沿着制度化的模式进行的，因此它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国内政治趋势和西班牙的政治斗争。很多西班牙政党都有一种倾向，鼓励地方政府寻求更大的自主权，以赢得选民的支持，取消法律监督。另一方面，当然加泰罗尼亚的政治精英也处于西班牙国内政治的舞台上，他们的利益并不一定与西班牙中央政府冲突。然而，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中央政府缺乏共识，因此其民选政治作为一个整体将鼓励激进政党采取进一步的激烈行动。比如，2015年加泰罗尼亚联合党因主要的民主中间派和民主统一党在独立过程中的分歧而解体，而民主中间派和激进的独立左翼民主共和党组成“集体说好”联盟()，从而推动了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法律进程。

西班牙中央权威和地方紧张局势的缩影

近年来，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互联网已经广泛进入政治动员的话语，这种“自下而上”的网络动员在2017年10月的公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在网络舆论战中，大量信息指向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而西班牙政府则被描述为“鼓励警方暴力镇压”，只有少量信息认为西班牙政府的做法是合理的。这听起来熟悉吗？西班牙政府在互联网平台上立场动员的失败进一步导致了舆论的分裂，并可能成为民粹主义甚至暴力运动的催化剂。放大了大量缺乏成熟政治认知的不负责任的碎片化信息的影响，自然有利于这个话题向激进方向演进。

西班牙人针锋相对

当然，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可能性非常渺茫，西班牙国内法律体系反对加泰罗尼亚的法律框架将不再纵容自治的盲目扩张；实际上，加泰罗尼亚并没有广泛支持独立，大多数人持温和立场，亲西班牙政府的规模也不小；加泰罗尼亚的独立没有得到欧盟和美国的支持，这也有利于西班牙政府。可以看出，虽然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看似激烈，但独立的基础仍然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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