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可能是事实真相 对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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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可能是事实真相 对谣言

为什么一个青少年恶性犯罪的举报过程会不断“离奇”和“连载”?谣言能逼真相吗?这些问题值得记者深入思考。

3月7日,央视发布消息称,“李等人因涉嫌轮奸已被北京市检察院逮捕”。这份报告虽然只有20字,是无休止的“李双江之子案”报告中最短的消息,但却有着稳健的落地,使得很多广为流传的谣言版本都没能破。

蛇年春节刚过,歌手李双江的儿子李某因涉嫌轮奸被拘留,引起社会关注和网络猜测。传统媒体也争相报道和评论,有时说得斩钉截铁,有时说得毫无道理。对此,有媒体认为“谣言逼真相”。言下之意是:因为真相被有关部门有意隐瞒,所以应该允许谣言,尤其是对有关部门不利的谣言满天飞,以迫使有关部门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说出真相。

微博谣言变成“连载”,谣言被“逼”为假

2013年2月22日,据被认证为“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编辑”的网友“王丰-SCMP”称,“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21日晚以涉嫌轮奸罪将一名名叫‘李某某’的青年刑事拘留……”该博文附有李双江儿子李的网页链接,暗示涉案男子是李。当天下午,北京警方证实,李双江的儿子李等五人已被拘留。

媒体对此案的报道顿时如火如荼,“李双江之子”的话题继续发酵,各种微博谣言在网上和市场上疯传。不知道是有些记者经不起某些诱惑,露出新花样,还是有些媒体刻意炒作,把微博上的谣言当成“重要新闻”,争相“连载”。由案件引发的“幕后故事”被报道的越来越多。

连载一:“被害人撤回诉讼”。在李被拘留的第四天,一条微博爆料称,他已获得内部消息。在李和其他四名嫌疑人的父母匆忙与受害人的父母达成和解后,该女子撤回了投诉。媒体追踪报道后,新闻被警方批驳。有律师指出,刑事案件是检察院起诉的,被害人不能随意撤销。在报道中,尽管媒体“驱散”了谣言,但公众仍然对此提出质疑。

连载二:“已取保候审”。“受害人撤诉”的传闻并未消失,部分网友发布了“最新进展”:“李已取保候审,现已回家。”这个消息还是很醒目的,引起了公众和舆论的极大关注。随即,警方传言“已取保候审”是假的。尽管如此,媒体的报道给公众增加了一个疑问:李不会“生重病”。

连载三:“年龄造假”。疑似轮奸案爆发后,有网友从李双江此前的一份声明中推断,李出生于1992年,现在21岁,而不是警方报道的17岁。特别是在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传出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由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室办理,批捕一体”的消息后,有关李年龄涉嫌诈骗的新闻更加猖獗。

连载4:“李双江晕车住院,然后有报道说他还在上班”。

连载五:李有相关犯罪记录。随即,一位校长出面辟谣,说这位40岁的女老师品德高尚,艺术风格好.

由于案件仍处于调查阶段,更多细节尚未披露,一些媒体持续报道所依据的事实都是道听途说,被贴上“爆料”、“被曝光”、“被造谣”、“被某博客揭露”、“被某知情人说”等标签。他们大多没有具体的人,没有具体的出处,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说的其实都是猜测。一个谣言一出来,马上就成了各大网站的重大新闻,但是负面新闻也很流行,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都是用鼻子和眼睛说的,不乏细节和描述,一个接一个。

诚然,传统媒体以微博信息为新闻来源,通过深度挖掘、突破性采访和理性分析,呈现新闻或新闻背后的新闻,是目前流行的一种新的传播模式。然而,在“李案”中,一些未经核实的微博谣言被媒体作为真实材料写入新闻,很快将一条微博谣言变成了虚假新闻。现在在网上炒作各种事件很正常,因为点击率是互联网的生命。为了赢得点击率,炒作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传统媒体由于缺乏快捷的信息渠道,往往将网络谣言作为自己的新闻热点。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醒传统媒体,无论是什么原因,千万不要“言出必行”,因为错误的报道会导致公众做出错误的判断。如果虚假和水分不断充斥新闻报道,由此产生的舆论自然会导致偏颇和情绪化,部分受众会以某个细节作为发泄情绪的出口,相互追逐。

因此,当突发事件发生时,面对不确定的信息,媒体应该做些不同的事情,这不仅是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忠实实践,对于有效规避社会风险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后续报道中,媒体要有效整合信息,不仅要注意“度”的把握,还要注意“量”的调整。浅尝辄止、误读的报道更少,理性反思、引起情感共鸣的报道更多。

关注“名人效应”,忽略伦理底线

几乎所有的媒体,在报道李的故事时,总是在他的名字前叫“李双江的儿子”。此案之所以被“升级”并登上各大媒体头条,无非是“名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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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不安的是,该报告充分暴露了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媒体的热炒几乎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李的名字,还有人把他贴上了"坑之星"的标签;据透露,他的家庭背景——出身金钥匙;有人翻出他的“恶行”——去打架、玩车、喝酒;有人重温了过去的——,当时他通过劳动再教育,和“犯人”交了朋友.这很快引发了互联网上的恶搞狂欢,其中包括幸灾乐祸、讽刺和影射。很多网站综合李和他父亲的照片,用“关注李双江儿子轮奸案”的LOGO来吸引网友的关注。十七岁的人难免被群殴。

作者同意律师的观点。他理性的提到了这次事件中容易被忽略的媒体底线。他在微博上写道:“虽然李是名人之子,但此案既涉及受害人隐私,也涉及失败。

年人犯罪,本应严格保密,但本案信息被如此泄露,并导致媒体和网络铺天盖地地热炒,已经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令人痛惜。”应该说,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公开当事人的隐私是媒体人必须秉持的职业操守和新闻伦理。

由此可见,那些忽视伦理底线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媒体人素质低下和人本意识缺失的结果。正如美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所说,“我们过多地关注了新闻价值,而未关注道德价值”。以此案为例,假如媒体从挽救和保护“问题少年”的良好愿望出发,隐去李某的具体出身,只简略报道他是名人之后,并从具有启迪、教化作用的角度报道案件和探讨问题,则受众的注意力便不会聚焦个人,这样的报道和探讨的社会效应,肯定具有更加普遍的积极意义。

“娱乐化”式报道,偏离理性思考

一桩刑事案件,一个原本具有深入探讨价值的社会问题,却异化为一场娱乐的狂欢。某著名相声演员当年做节目时在李双江家拍摄的一段视频,在“李某案”发生以后迅速在网络上流传。这段有渲染倾向的视频如果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去删除,它会永远追随着这个家庭和孩子,其后果不可估量。

涉及名人之子的刑事案件发生以后,对新闻受众来说,一方面急于了解真相,了解当事人的过去和现在,另一方面对受害者寄予同情。所以,在报道此类事件时,媒体要对新闻的真实性和“悲情”色彩进行考虑,应坚决摈弃娱乐化的做法,追腥、猎奇、渲染无度的方法更要不得。对媒体来说,从读者关切点上找角度,回答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解答读者想知而未知的问题,就是最佳的新闻角度。笔者以为,在“子不教父之过”的传统观念里,李某涉嫌犯罪,不得不说是李双江本人及其家庭教育的失败。但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与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息息相关,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造成类似李某的悲剧。可是,舆论却出现了“一边倒”:拿名人说事。

其实,褪去光环,李双江也是一位普通的父亲,他同样面临着“未成年人犯罪”这个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成长的烦恼”。遗憾的是,过度的娱乐化已经大大消解了这起案件的严肃性,令很多人无暇他顾,甚至来不及去对事件进行深刻思考。一些媒体一方面为种种社会问题的暴露感到忧虑,另一方面却在“娱乐至死”中偏离了对解决之道的探索。(作者单位分别是:《青年时报》《海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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