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当前的舆情危机体系建设没有明确的方向。每次面对不同的舆论危机，警察和政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至于具体事件的发展，就看“运气”了，就是没有人会跟进事件。从表中的分析可以看出涉警网络舆情事件中不同主体的逻辑。
(一)警方的观点：平息事态
基于减少社会影响和不被搬上公众舞台的态度，警方总是在舆情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给出看似合理的回答，以满足公众的真相诉求，希望事件在给出答复后逐渐平息。警方为了让事情好起来，往往会采取一种尽快回复的方式，而忽略了对事件真相的调查。这个回复往往是整个涉警舆情事件的导火索。上表“杭州70码事件”和“躲猫猫事件”中，警方事后立即发表官方声明，未经详细调查就发布消息，经不起公众推敲，引发舆论危机。另一方面，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是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的关键，社会转型期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也降低了公安机关的公信力。人们很容易在网络上的海量报道中，用自己的想象填补警察新闻的空白，而人们的思维方式习惯于在信息未明之前就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思考，最终形成了人处于弱势、被欺负的舆论导向，加剧了舆论事件的社会矛盾。舆论引导不当导致谣言产生，谣言引导不当会加剧社会公共危机程度，使警察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二)大众的观点：心理主导
站在公众的立场，涉及到公众在处理舆论事件时的心理。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舆情事件中，引发舆论讨论的第一个原因是一些人的歧视心理和自我认同心理，他们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事件，从而依靠自己的意见获得认同感和满足感。上表四件事，都是大众雪亮心理，想知道真相而引起的。公众的从众心理和趋同心理更多地导致事件的讨论和目的地。各种心理占据舆论讨论的主流位置，谣言开始泛滥。彼得森和吉斯特认为，谣言是“对公众感兴趣的事件、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解释或解释”，是舆论引导不当的产物。目前，涉警网络谣言大多是由于涉警网络舆情事件关键信息获取不充分、群众转发和评论模糊造成的。网络舆论的谣言使其主观化、不可控化，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表现出“仇视警察”的心理。这一点在庆安枪击案中尤为突出。起初，没有人质疑警察的做法，但当一些人开始质疑时，人们开始一边攻击警察，然后变成了对警察和政府的恶意侮辱和诽谤。
(三)媒体观点：热需求
媒体的生存逻辑之一是由事件的热度引起的公众关注和讨论。在舆情事件中，谁的报道最能引起关注，谁的报道能引起最热烈的讨论，谁的媒体地位最稳定，最具引领性。首先，为了及时抓住机会，在一次舆情事件爆发后，所有媒体都会争相报道，此时事件描述更为现实；其次，警方的应对和信息的传播开始酝酿，时下热门的头条和有争议的“真相”(或者公众认为的内幕)成为制胜法宝，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公众而做了不经考证的报道；再次，网络舆论基本成型，媒体开始顺应主流舆论，进一步加剧局势恶化；最后，实时跟踪和跟进各种报告，直到事件完全结束。在耒阳案中，是媒体给出的各种贴标签的文章引发了舆论高潮。各大媒体整篇报道中对雷阳的介绍，被誉为“人大老爷”、“新爸爸”、“青年环保专家”，而警方的标签则是“暴力执法”、“阴谋论”等贬义词。正是这些带有主观色彩的标签，契合了人们心中的“真理”。媒体在与警察相关的网络舆情事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它不仅是恶化舆论的毒苹果，也是扭转舆论的最好武器。
(四)社会视角：公共紧张
社会痛点是最热门舆论传播扩散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涉及社会保障、司法、教育、医疗等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舆论。舆情事件发生后，网民“推己及人”，感受到生命的威胁。同时，当人们焦虑不安时，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更能打动人心，人们总是选择做最坏的打算来安慰自己。这样，谣言就可以在这个时期迅速传播，进一步刺激人们的神经，引发公共危机。
如今，社会正在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与没有消费的真实真相相比，人们更容易产生消费错觉。在“互联网”平台下，人数的增多和网络平台上言语交流的隐蔽性使得群体心理效应更加恶劣，使得舆论倾向于偏向不公平的一方，对事实的扭曲和误解无形中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从长远来看，涉警舆情事件在多个网络上的积累最终会带来全社会对政府和公安队伍的敌视，公信力的降低是不可逆转的。
第四，构建网络涉警舆情危机处理体系
借鉴现有成功案例，提炼经验要素，构建涉警网络舆情体系；本文结合两个成功案例，探讨涉警网络舆情危机的有效处置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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