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奠基人 新闻与微博热门事件传播学分析传播学

摘要：

微时代媒体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件讨论的舞台。微博等网络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但伴随而来的问题也很明显，主要体现在网民的个人情感表达和传播上，是公民社会和理性表达的障碍。本文从社会传播的角度，分析了微博传播中个体情感的社会传播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平等对话和构建社区属性的途径。

关键词：

微博；身份建构；社区；对话

微博与大众传媒完全不同，它是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共享、传播和获取的开放平台。它不仅在信息传播上即时、独立，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微博用户都变成了一个微社区。因此，微博交流平台是高自我与个体中心性关系的呈现。这种全新的传播形式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话语模式。正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表达带来了交流的情感表达和个体情感的社会化。任何媒体都是一把双刃剑。微博的情感传播带来了信息环境的污染和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虚幻的社会幻觉、盲目和社会行为的冲动。这种逆转的后果往往出人意料。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指出，人的行为并没有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反应，而是成为了对新闻机构所提示的某种伪环境的反应[1]。

微博信息传播中大量未经核实的信息和个人情感表达更容易引起人们的转载和关注。信息和谣言的长尾效应被放大，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破坏社会秩序。比如在钓鱼岛爱国意识的表达上，个别微博意见领袖和网络红人“点燃”和“助长”钓鱼岛事件，对“反日”观念和行为进行嘲讽和戏谑。在这里，类似的网络暴力从未停止，从郭美美事件到韩寒现象，再到钓鱼岛暴力事件。这些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与我们传播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人们社会行为和意识的影响密切相关。是对新媒体下传播环境的一种回应和感知。

1.群体认同和意识同化

微博的个人终端使用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人们的自我表达意识是在微博的独立平台上实现的，意识形态的表达力度空前强大。话语表达反映了个人或群体建构和维护社会身份的自我意识。布尔迪厄在建构阶级框架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符号身份模型。除了经济利益之外，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社会认同差异被安排在社会荣誉的平衡上，这使得个人才能、才能和素质的意识形态强烈合法化，更容易识别[2]。在微博信息传播中，有大量的新老媒体人，拥有——个信息资源的社会资本，以及专业人士和退伍军人。他们发布信息，从多个角度对新闻、时事、热点进行个性化、分析，成为微博意见领袖；网民的参与、主动互动、广播，形成了舆论漩涡。这种舆论漩涡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微博上意见领袖的文化权利领域。因此，意见领袖身份特征的构建本质上是微博传播中权利和权威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

微博舆论表达对社会认同的合法化路径，更深刻地体现在群体认同和意识的同化过程中。在微博传播中，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件讨论和评价的指标是公正。正义成为微博舆论领袖“包青天情结”唯一的道德货币；在社会伦理的折射下，这种正义的、道德的货币在舆论的发酵中被合法化、强化。人们通过与自我身份意识相关的描述或解释，或者通过特定情境下对特定事物的描述，来维持、增强或保护自己的身份意识。

神圣的目的也要靠神圣的手段来实现。微博中的精英和名人往往是通过语言暴力在维护和建构身份中的绝对力量来实现的，他们往往会失去道德，相互攻击和辱骂。在韩韩事件中，“亲韩派”和“反韩派”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却反目成仇。这种非理性的情感表达，借助于一个又一个的新闻和社会事件不断上演。微博的影响力不是建立在谩骂上，而是建立在求真和理性表达上。

二、群体幻觉和无意识的塑造

人类的幻觉源于对自然的恐惧。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不再相信神，转而关注人文领域。哲学幻觉曾经掀起一波。进入现代后，社会制度问题及其讨论一直很猖獗。当人们对社会现实不满时，所有的弊病都归咎于制度。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制度是观念、感情、习俗的产物；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但现实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制度可以改革社会的弊端，于是人们开始期待，甚至用暴动来满足自己的社会幻想[4]。这种错觉往往会引起人们潜意识的期待，借助民主、和平、爱国等口号和套话传播开来。而人本身的利益在本质上并没有得到维护，人的言语和意识也没能得到有效的沟通。

布迪厄曾在他的电视研究著作《关于电视》中提出过“思维敏捷之手”的概念。为了适应微博的速度，意见领袖被迫成为“思维敏捷之手”。意见领袖受到微博传播特性的压力，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评价是否深入，能否辨别真伪，还有待考虑。同时，网民倾向于神化和盲目相信意见领袖的意见，导致微博传播群体在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中没有足够的推理能力和批判精神，当然也无法对事实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转折点。通过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思维僵化和制度问题凸显出来。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有些地方

方政府政策有意见的，而肩负着环境监测和舆论监督功能的大众传媒新闻报道中屡屡失信于民，各种片面、感性的认知和来源不明的信息裹挟着社会新闻事件不断聚合、增强，在社会中蔓延、感染，情绪掩盖住了理性的分析和评判，尤其是微博的裂变式传播特质促成凡此种种的群体幻觉在社会民众中的传染与发酵，某种程度上带来抗争情绪的积聚，网民越发“犬儒”，这必然带来社会的高度不稳定。

三、社群自律机制的缺失

艾伦·门德尔松在评价麦氏《理解媒介》时说，如果你手捧《理解媒介》，用“电子媒介”这个包罗万象的语词去取代他书中的“电视”，那么，他所谓的新技术使人产生社群感觉的观点在今天就很有现实意义了[6]。这一论断对于理解当下微博在创建社群的新功能上有很大的帮助。

网络成为现实社会人们生存与活动的“另类空间”——网络社群或者虚拟社区。阿瑟?阿姆斯特朗指出，“虚拟社区”就是一个供人们围绕某种兴趣或需求集中进行交流的地方。对于微博使用者来说，微博的世界就是在网络世界里人们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的一个社区。所以，微博中网民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应当是团体经验和社会规范的直接或间接的传递；个体要不断地建构自己的实践能力而不是作为被动的旁观者，逐步发展到核心的参与，确立自己在团体与社群中的身份和自我价值感[7]。这也是网络虚拟社群、微博社区确立和完善其自律机制与价值规范的根本路径。

社群的维系依赖人际间的关系建设。现实社会群体就其传播行为来看，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有较稳定的群体结构和一定的行为规范；（2）成员间相互依赖频繁互动；（3）有一定的目标和成员的协作分工；（4）群体成员有归属和认同。网络虚拟社群在互动与群体归属、认同等方面是对现实社群的超越，但是，当下微博社群以及意见领袖中个人情绪社会化传播有效控制的社群结构与目标是缺位的，当然也就不能自觉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除了当下的貌似合理公正的“正义”道德筹码。

但由于当下微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微博中无论是对占据着信息传播资源的意见领袖，还是对一般的微博用户来说，社群自律意识都是比较缺乏的。加之微博传播的去中心化特征影响了传者传播方式和接受习惯，平等观念得到提升，去中心化特征为微博带来前所未有的亲和力，使得微博的平民化和草根特性更加凸显，精英阶层在影响力建构需求下也出现话语权力的下移。显然，这种话语的下移不利于构建微博公共话语空间。由于微博社群以及意见领袖中个人情绪社会化传播有效控制的社群结构与目标的缺位，不能自觉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也就无法形成理性、建设性的话语空间，无法实现自律、约束的共同社群价值取向的形成。

由此可见，微博公共新闻事件引发的网络舆论流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既有微博使用者的主观误区，也有微博传播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以及当下发展的不充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这些因素的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微博空间的交流是非理性的，也是非合理的，更多的是情绪化。

微时代传播环境下，我们要建立起相应的传播价值规范，在此基础上微博交往主体通过语言的交流和沟通，求得相互间的理解和合作，促进微博话语表达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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